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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实践视域中的“千万工程”

作者:龚万达   文章来源:本站   点击数:136   发布日期:2024-6-24

摘  要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简称“千万工程”,通盘考虑村庄建设、做大做强集体经济、完善分配制度,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先行实践。“千万工程”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协商民主、基层民主建设,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代化先行实践。“千万工程”促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互动、融合发展,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先行实践。“千万工程”促进了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多功能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先行实践。

关键词  千万工程;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期治国理政的实践过程中,逐步总结和提炼升华而来的卓越理论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同志在主政浙江时的探索和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源头活水。2003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谋划和部署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下简称“千万工程”),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地方基层萌发、先行实践的重要例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在“千万工程”中已逐步呈现,部分方面已经相当完备。

一、“千万工程”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先行实践

“千万工程”实施二十年后,据浙江省统计局2023年的数据显示,2022年浙江全体居民收入达60302元,在北京、上海之后居全国第三位,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分别连续第22年和第38年荣膺全国各省区第一。最为关键的是,浙江收入分配格局不断优化,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90,比上年缩小0.04,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45,成为全国城乡发展差距最小的省份,连续十年呈缩小态势,共同富裕持续推进。截至2022年底,浙江农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760亿元,全省村级集体总资产8800亿元、占全国十分之一。农村集体经济为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作出了重要贡献。“千万工程”的实施与深化,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和机遇。

(一)激发制度优势和潜力

我国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具备共同富裕的制度优势和潜力。在实施“千万工程”过程中,通过科学规划村庄发展,吸引农村外部资源,使附着在乡村集体土地上的优良自然生态以及伴生的多彩人文生态等物质和非物质集体资源资产得到盘活。对“千万工程”的投入,促进了乡村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乡村高质量发展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增强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能力和实力。资源环境累积只有作为市场投资对象进入生产领域并服务于社会,才能为资源的占有主体带来经济利益。在实施“千万工程”过程中,引入市场机制,促进“资金下乡、技术下乡、商业模式下乡”,在通盘考虑“千万工程”村庄建设与产业经营中,将生态资源与市场需求相结合,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村庄以土地、资产入股等形式发展美丽产业,使生产要素与村镇集体经济紧密结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二十年来,在“千万工程”多方位的不断迭代升级中,形成“一村一品”“一业一特”的乡村比较优势,推动产业融合、产村融合、城乡融合,因地制宜加快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村庄活力得到激发。

(二)推行农村“三权”改革

集体经济的做大做强是将“蛋糕”做大,但如何“分蛋糕”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因素。2014年初,浙江率先在全国推进农地、宅基地、农村集体产权的确权、登记、颁证的农村“三权”改革,做到了“三权到人(户)、权随人(户)走”。农村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财产,有效激发了农业农村各类要素的市场活力,大批农民成“股东”,在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中受益,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的农村分红在浙江城乡迈向共同富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使共同富裕有了机制保障。2021年,浙江农民通过集体股份分红总收入超100亿元,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农村分红制度使得广大农民群众不只是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资料的提供者,而是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经济循环,收获经营利润。

(三)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全面提高工业化、城市化对“三农”发展的带动能力,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使城乡居民共同富裕。[1]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至今,关于市场经济是否会造成两极分化以及贫富差距是否是市场分配结果的争论始终未停息。浙江是我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千万工程”促进了民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交叉融合,在浙江不仅没有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恶化,相反,城乡发展差距连续呈缩小态势,共同富裕稳步推进。由此可见,“千万工程”作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实践,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出一条可借鉴的道路。2021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浙江承担了为全国实现共同富裕先行探路的重任,充分说明浙江共同富裕的经验和做法对全国的共同富裕起到了示范作用。正如《意见》中指出,“浙江省在探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有利于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2]

二、“千万工程”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代化先行实践

2003年以来,浙江财政支持“千万工程”的投入增长巨大,从2003年的6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264亿元,累计投入超过3000亿元。财政资金的投入发挥了引导撬动作用,进一步拓宽了“千万工程”资金来源,逐步形成“财政支持、村民筹集、社会投资”的多元化投入格局。必须按照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多次强调的“农民是‘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建设者和受益者,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村庄整治的规划和建设方案都应经过村民讨论,民主决策,切实防止刮风,切忌强迫命令”的要求来实施。[3]

(一)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第六部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中提出重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四个方面内容:“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4]“千万工程”的实施过程也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代化先行实践过程。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和人大工作,率先启动“法治中国”建设在省级行政区范围的实践探索。2006年4月,浙江省委作出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把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列为“法治浙江”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按照省委实施“千万工程”的部署,浙江省人大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保障“千万工程”顺利实施。认真总结、比较全面地将“千万工程”的制度机制成果上升为《浙江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等地方性法规。2010年以来,浙江省人大制定和修改的涉及“千万工程”和乡村治理内容的地方性法规就有18件,[5]切实加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

(二)完善基层民主协商体系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在浙江,“有事好商量”的基层民主探索深耕已久,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全国闻名,基层协商民主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2005年1月,习近平同志到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小古城村调研“千万工程”,提出“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村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此后,从有形协商到无形的制度建设和理念传播,小古城村构建起“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村级事务民主协商机制,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始终,实现“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通过“千万工程”,探索打造万千美丽乡村的有效路径。在“千万工程”的牵引下,土地流转、注册集体旅游公司等相继实施,各种旅游项目串联成链,村民作为市场主体实现在家门口就业,收入实现多元化。2005年6月,习近平同志指出:“这是农村基层民主的有益探索”“是积极的、有意义的,符合基层民主管理的大方向。”[6]2010年,“后陈经验”被写进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2019年,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写进《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后陈村的协商民主经验已从“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全国有近60万个村级组织都增设了村务监督委员会。

(三)深化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探索

随着“千万工程”深入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日益完善,无论是谢家路村的“小板凳”村民说事亭、象山的说事长廊,还是杭州小古城村的老樟树下,“村民说事”在浙江乡村已成为日常。变化的场景背后是不变的协商民主内核——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老百姓说好才是真的好。“村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充分激发出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同时,浙江统一战线充分发挥统战成员联系广泛、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特色优势,在深度融合统战力量,把统战工作融入“千万工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依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华侨、民营经济人士、乡贤各群体等独具的资源优势,鼓励他们带人才回乡、带资金回流,使统战对象成为统战力量,持续贡献统战最大的智慧和效能,助力“千万工程”,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影响和力量。

三、“千万工程”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先行实践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彰显了精神文明和精神力量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早在2004年12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嵊州市调研时就指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协调发展。物质文明的发展会对精神文明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经济的多元化会带来文化生活的多样化,只有把精神文明建设好,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一)强调“文化工程”建设

“千万工程”也是一项“文化工程”。从最早的“送文化”“种文化”,到201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千万工程”的深化提升阶段提出打造农村文化礼堂,通过文化引领实现“心灵美”,顺应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2017年,又将“万家文化礼堂引领工程”列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工程”之一。按照“文化礼堂、精神家园”的定位,推动教育教化、乡风乡愁、礼仪礼节、家德家风、文化文艺“五进”礼堂,赋予乡村文明传承的创新内涵。如今,文化礼堂已成为浙江最有人气的“村庄客厅”,成为农村的文化地标、农民的精神家园。2004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嵊州市调研时提出,“任何一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一些负面的东西就会乘虚而入”。[7]通过发挥文化礼堂在思想引导、道德教化、礼仪培养、文化熏陶等方面的作用,散落在乡间的文化礼堂从“盆景”变为“风景”,形成属于每个村庄、村民共有的独特集体记忆,提升农民在精神层面的获得感、幸福感,从而衍生出独有的文化生态,使农村文化礼堂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

(二)突出文化遗产保护

习近平同志在“千万工程”实施中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强调不能“造成文脉的断裂”。[8]2005年,他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批示、指示不下20余次。[9]习近平同志尤其看重农耕文明的赓续,强调要通过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相结合,使其具有新的时代内涵。“千万工程”对乡村的改造提升,既要重塑乡村自然生态,又要推动优秀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凸显和放大乡村传统文化内涵。通过对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思路的创新,将传统文化转化为持续增收的动力源,在发展中保护乡村特有的文化属性。以梅渚村和缸窑村为代表的一些历史文化乡村,通过深度挖掘历史、创新传承文化,传统文化和产业发展相互融合,不仅使古建筑焕发了新生机,而且使非物质的传统文化在产业发展中得到创新性发展。被誉为“中国第一农民画村”的衢州市余东村,具有百年历史的画匠文化已经发展成为现代农民画产业。桐乡市墅丰村聚焦红色、农耕、子恺“三大文化”,打造子恺漫画村、红色美丽村庄,文化和产业实现双兴旺。[10]

(三)打造精神文明建设载体

习近平同志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一定要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创造实实在在的载体。‘双建设、双整治’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11]“双建设、双整治”活动,是2004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全省城乡基层深入开展以“思想道德建设、文化阵地建设,整治文化市场、整治社会风气”为主要内容活动的简称。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结合“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围绕普及道德规范、弘扬道德典范这一重点,在城乡广泛开展公民道德宣传教育活动。“千万工程”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先行实践。习近平同志指出,所谓文化经济,“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要“敏于挖掘文化传统中的经济元素和商业契机,善于向经济活动中注入更多文化内涵,以文化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善于用文化的内涵包装和经营产品,各种文化节庆活动都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结合”“善于依托民俗文化传统发展和壮大地方经济”。[12]

四、“千万工程”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先行实践

现代化发端于西方,以至于有的人把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奉为圭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论述过,随着资本的积累,劳动生产率提高,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能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的资本有机构成也不断提高。这一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必然导致相对人口过剩,是与私有制相伴相生无法解决的内生顽疾,这也就决定了西方式现代化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突出表现为技术增密、排斥劳动的矛盾。

(一)超越西方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发展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推动力,使得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释放大量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进入城市。但随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而来的“技术增密、排斥劳动”矛盾,却成了西方式现代化最大的隐患。一是劳动力过度内卷降低劳动力议价,就业人口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下降。二是技术增密排斥劳动,最终只有少数优质的劳动力在竞争中胜出。一方面加剧经济结构的不健康,另一方面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在整个经济领域以及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关系等方面引发深刻变革。“技术增密,排斥劳动”是在城市与农村同时进行的双向淘汰,这使得西方式现代化面临严峻挑战。

(二)统筹城乡的美丽发展

西方式现代化以自然界的巨大破坏为代价,造成了广泛的生态环境危机。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3]也就是说,物质生产实践和自然生态环境这两方面是密切联系的,人与自然是应当和谐共生的,但在西方式的现代化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千万工程”从治理农村环境入手,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破解统筹城乡发展问题,积极发挥工商业对农业的反哺作用和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促进城乡融合、共享现代文明,使美丽乡村迭生美丽经济。[14]

(三)产业融合的协调发展

农村一二三产融合的思想,着眼于避免“技术增密,排斥劳动”的现代化隐患,稳定就业,维护社会稳定,形成一种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是技术增密,另一方面应当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即现代化不仅仅是通过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也需要用合理的经济结构去缓解社会恶性内卷和自然生态压力,维持一个良性的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2005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安吉余村考察“千万工程”时指出:“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15]农村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本质上是一种更为高级的中国式现代化,既考虑社会经济的增量,又考虑社会民生的稳定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参考文献:

[1][14]张燕,应建勇,裘一佼,等.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协调篇[N].浙江日报,2017-10-07(01).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1(18):4-10.

[3]胡果,李中文,刘毅,等.一张蓝图绘到底——习近平总书记擘画浙江“千万工程”带来乡村巨变[N].人民日报,2023-06-25(01).

[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01).

[5]于浩.山乡蝶变满目新——浙江“三农”立法助推“千万工程”提质增效[J].中国人大,2023(19):47-48.

[6]邱然,黄珊,陈思.“习书记鼓励我们村进行基层民主建设的有益探索”——习近平在浙江(三十七)[N].学习时报,2021-04-19(03).

[7][8][11][12]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9]田玉珏,薛伟江,路也.“习书记主政那五年是浙江文化建设大步跨越迈入前列的五年”——习近平在浙江(十八)[N].学习时报,2021-03-24(03).

[10]雷刘功,何晓霞,周嵘,等.从“小切口”到“大变革”——浙江“千万工程”实施二十年调研观察[J].农村工作通讯,2023(12):5-12.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0.

[15]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辑:易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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