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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蕴:理论、历史与实践

作者:涂浩然   文章来源:本站   点击数:223   发布日期:2024-5-27

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百年来领导人民探寻“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成果,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从理论维度来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相关原则性阐述,为中国共产党探索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引;从历史维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在开辟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中,不断认识和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性的进程,实质上正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轨迹;从实践维度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经济新常态,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回答了如何守正创新,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性与中国特色相结合,并由此确定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具体走向。科学认识和把握这三个维度,有助于我们更加坚定“四个自信”。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科学社会主义;《反杜林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1]这一论述内在地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世界意义。对此,可以从三个维度来领会其中的精髓要义。从理论维度来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相关原则性进行了阐述,诠释了人类历史本质是有意识地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并指出社会主义的具体形态有赖于无产阶级付诸具体的实践。从历史维度来看,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逐渐认识到必须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相关原则性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擘画了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轨迹。从实践维度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经济新常态的具体实际,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从经验层面内在地喻示了未来如何继续取得成功的根本指向——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立场,从自身国情出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即在守正创新中推进中华民族复兴,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一、理论维度: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源头

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这一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在随后的《反杜林论》中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与拓展,一定程度上为如何“走自己的路”,实现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化拟定了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言之,恩格斯在分别批判杜林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庸俗经济学和“冒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着力点,提出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纲领性原则,寓意社会主义的构建必须基于“现实性”“特殊性”“开放性”。这不仅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政治智慧,而且为指导无产阶级在实践中开辟本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形态提供了理论指引。

(一)现实性:立足于现实基础之上的具体实践

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具体描绘必须立足于现实基础之上的具体实践的总结,一定意义上为“走自己的路”,实现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化设定了“现实性”的原则。首先,在《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第十章中,恩格斯对于这种“现实性”有具体的说明:“现实的人过去和现在如何行动,都始终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3]他提出只有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才能变为科学。其次,在《反杜林论》第三编的历史部分,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之所以有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过程,是由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处的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还很不发达,潜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尚未明显暴露,因而无法在旧社会本身中找到已普遍且明显表现出来的新社会要素。换而言之,空想主义者们无法在现实中找到推翻资本主义的物质力量和革命途径。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要素和基本特征的认识和把握,只能是借助头脑来构想。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批判了杜林是最新的空想主义者,因为他“不是根据现有的经济材料,而是从自己至上的脑袋中硬造出一种新的空想的社会制度”,[4]因而是完全脱离实际的臆想。最后,恩格斯指出了将社会主义变为科学的行动方向,即必须立足于现实,从实际出发,到有关时代存在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中去寻找,而不是停留在大脑对永恒真理和正义的认识中,一定意义上为无产阶级运动从理论到实践指明了方向。

(二)特殊性:立足于一定的物质生产生活条件

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潜在的必然走向必须立足于人类社会每个发展阶段的物质生产生活条件的阐述,一定意义上为“走自己的路”实现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化设定了“特殊性”的原则。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运用生产力理论阐释世界历史与社会发展的规律,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层面论证了人类社会每个发展阶段存在的差异,即“特殊性”。首先,在《反杜林论》第二编对象和方法部分,恩格斯在论述何谓政治经济学时指出,各国有着不尽相同的生产与交换条件,即使同一个国家,也会因处在不同时代而不同。这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必须从本国自身的社会生产关系实际出发,注重每个发展阶段的特殊性规律。这已然从矛盾的特殊性层面透视了“走自己的路”实现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化所应遵循的原则与方法。其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编价值部分从生产和分配两个角度看待财富时,肯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否定了其分配方式。因此,必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视角来把握某个社会的特点。最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三编理论部分论述现代社会主义时,从社会生产力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内在矛盾的产生及其过程,以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条件。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现实问题的历史性分析,恩格斯道出了未来走向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生成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向。

(三)开放性:立足于分析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

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必须立足于分析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的阐述,一定意义上为“走自己的路”实现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化设定了“开放性”的原则。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只提出了导向性的原则,而没有规定具体的模式。首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一编自然哲学中,运用辩证逻辑方法得出“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5]其次,在剖析科学社会主义时,恩格斯大致预测了未来社会的前景,勾勒出了几条基本特征,但同时又指出这些特征只是趋势而不会形成固定的模式。他强调要以分析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为出发点,来看待未来社会改变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一方面,对未来社会的把握,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具体的、部分的描述,而必须从整体性的视角来思考和研究;另一方面,未来社会在世界历史语境中的实现形式或路径不能单一化,而应多样化。所以,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会一成不变,它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处在辩证运动的发展状态之下,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最后,在《反杜林论》第三编理论部分,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要实现世界的解放,必须“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6]才能认清自己的革命任务。其内在意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恩格斯基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对未来社会的概括充满了唯物辩证法,不仅展现了其严谨、科学的学术态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给予了丰富和发展的空间。

二、历史维度: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演进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领导人民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性”“特殊性”“开放性”与我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擘画了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奋斗轨迹。从学习效仿苏联模式到“走自己的路”,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较为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随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上述历史进程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而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体现了事物的螺旋式上升发展。其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昭示着: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实际及其特点出发。[7]

(一)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开辟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社会发展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马克思指出理论只有在满足一个国家的需要时,才能获得该国人民的认同。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正是因为这一道路能够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历史性课题。从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基于生产方式与政治变革的需要,是时代特征与现实国情条件下国际政治同国内政治互动的结果,印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性”。

为巩固新中国政权,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论,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实现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论依据。例如,在农业合作化方面,中国在农村实施互助组和合作社。该形式在借鉴苏联模式并吸取苏联教训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注重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我国实际紧密结合。在工商业改造方面,我国对资产阶级采取“和平赎买”政策,实现了从加工订购为主到公私合营的转变,有利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维持工商业的发展,使他们能够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此外,与苏联社会主义改造不同,当时我国实行限制并非消灭富农的政策,即把富农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这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开辟没有亦步亦趋地遵循苏联的经验,而是从当时我国的“现实性”出发的,因而带有科学社会主义“开放性”的色彩。

(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

在完成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之后,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不允许有充足的时间独立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学习效仿了苏联模式。为了更好地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国政府主动邀请苏联专家来华帮助发展经济以巩固新政权。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全方位学习和效仿苏联模式的高潮。学习的内容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经济运行和管理体制模式等众多方面。尽管当时苏联这些带有普遍性的实践经验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但是建设社会主义应从实际国情出发,这种学习和效仿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特殊性”。

在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将注意力转向分析国内社会的矛盾特点,从实际出发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反思“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再笃信苏联模式,而是比照现实进行批判地吸收,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普遍真理学习时要结合中国实际。[8]在“以苏为鉴”,探索“走自己的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梳理了中国社会的“十对矛盾”,从矛盾的特殊性层面“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9]即彻底转向“走自己的路”。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我国实际,从“现实性”“特殊性”的纲领性原则出发,开启了独立自主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

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重申“走自己的路”。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基本方向,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走符合中国特点的发展道路。为此,邓小平同志指出,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0]在总结国内外(尤其是苏联)建设经验基础上,邓小平同志逐渐把握住了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与现实规定的统一,认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1]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新颖观点与论断,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并系统地阐明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一道路的选择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超越和突破,是从学习效仿和吸收借鉴,到完全立足实际国情的本体回归。这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新型模式的转变,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现实性”“特殊性”“开放性”的认识和把握。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同志强调,要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2]对于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对新时期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江泽民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会一成不变,相反,必将与时俱进、不断发展。[13]随着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稳健发展,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这种变化是中国共产党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具体实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决贯彻执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的结果。步入21世纪之后,胡锦涛同志在总结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根本点时强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始终保持党开拓前进的精神动力”。[14]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中国人民逐步富裕起来,阔步奔向小康。我国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现实性”“特殊性”“开放性”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理论自信与实践自觉的高度。中国共产党人依照我国生产力的现实水平,结合每个发展阶段的具体实际,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三、实践走向:中国式现代化在守正创新中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新境界

无论是从历史条件还是道义原则来看,中国都不可能走西方以对外扩张完成原始积累为起点的现代化。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性的基础上探索符合中国情况和特点的现代化路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走向,其展开过程表现为在守正创新中不断拓展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具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是要立足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另一方面是要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一)守正: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性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性”与“特殊性”,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大之后,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的实际出发,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地认为,当前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论断是从我国“现实性”出发所得出的历史条件判断。这一阶段既定的历史条件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前提和方向,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40年来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15]这一论断一定意义上阐释了我国要坚持的道路和方向,以及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决心,即走一条有别于西方且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特殊性”。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与模式。[16]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开放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其中,“八个明确”从理论层面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将科学社会主义纲领性原则与中国式现代化相结合的思考。“十四个坚持”则从实践和方略层面为新时代党的治国理政提供了行动指南。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八个明确”基础上提出了“十个明确”,进一步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原则、方向和路径。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用“五个必由之路”系统阐明了新时代更加坚定的重要认识,为奋进新征程、创造新辉煌指明了方向。“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五个必由之路”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实践过程中,将实践总结上升为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深化与拓展,以及将我国现代化道路引向更加宽广前途的历史主动精神。

(二)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内涵层面的本质阐释,就“现实性”而言,其目标指向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伴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依据经济基础的“现实性”条件作出的历史方位判断。对于解决这一历史方位的社会主要矛盾,党中央为破解发展难题做出了重要战略决策,提出新发展理念。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统筹协调区域发展,使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并朝着高质量方向转型。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引领下,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在深刻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依据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性”阶段任务,制定了“两步走”战略,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部署,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条件,以“走自己的路”这一方法论,进一步回答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擘画的进阶路线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将科学社会主义“特殊性”与自身实践结合而开创的,一定意义上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就本质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亦是指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度,如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在一定意义上是文化传统的映照”。[17]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进行了高度概括,“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18]这是总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党的百年奋斗实践和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现实的科学认知。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词语结构来看,“中国式”是对“中国特色”的话语转换与提升;“现代化”道出了社会主义过程与结果的有机统一;“新”则体现了其显著特征。中国式现代化不仅立足中国,还观照世界,“它积极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9]蕴含着“人类性”,因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提出,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76.

[3][4][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60,283,64,301.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3.

[8]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2.

[9]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24.

[10][1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254-255.

[12]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9.

[13]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

[14]胡锦涛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28.

[15]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18(24).

[16]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J].求是,2019(7).

[17]柳河东.儒学创新与发展[M].太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19.

[18]习近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J].求是,2021(22).

[19]韩庆祥.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丰富内涵[N].学习时报,2021-08-30(07).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百年历史考察与经验研究”(编号18ZDA011)和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关于“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高等教育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和合’文化的论述融入大学生道德观培育研究”(编号23GYB5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马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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