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打造融通中外的新范畴是持续推进新时代国际传播的重要路径。国际传播中新范畴的生成包括“首提新论”“拓展旧论”和“回应他论”三种方式，彰显了“变”与“不变”相互转化、“回应”与“倡导”相互促进的特征。新时代国际传播形成了以“大变局”范畴、“共同体”范畴、“现代化”范畴为代表的新范畴内容框架。为推促新范畴国际传播实现跃升，应坚持协同整合，推促多元主体同向发力；立足融通中外，持续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明确传播原则，坚持实际效果导向。

关键词  新范畴；新时代；国际传播；中国方案

向国际社会“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供中国特色的新方案新理念新思路，是新时代国际传播事业的重要任务。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必须着力“打造融通中外”“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范畴，以新范畴塑造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推进国际传播。

一、新时代国际传播中新范畴的生成

范畴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运动发展的摹写，国际话语权的激烈争夺为范畴的生成提供条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范畴体系的生成和构建，有其特定的时代语境，有利于掌握话语权，向世界展示中国智慧。同时，在国际社会中传播新思想、新理念，迫切需要打造新概念、新范畴，通过“术语革命”，增强理论的系统性和规范性，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在此基础上，范畴基本形态的定型持续推促理论的开拓创新，并进一步指导国际传播的实践。这种既源自实践又为了实践、既反映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动态循环便是范畴国际传播领域中范畴生成的辩证法。在更加具体的语境中，范畴的生成又呈现出差异化的路径，基本可分为“首提新论”“拓展旧论”和“回应他论”三种生成方式。

（一）新时代国际传播中范畴的三种生成方式

“首提新论”，即打造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具有原创性特征的新范畴。这种生成方式表征了马克思主义创新性的鲜明特征，继承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以开拓创新创造伟大成就的历史经验。恩格斯曾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变革中提出了术语革命的重要意义，即“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通过核心术语诱导人们思考政治经济学的根本要义，这种经验为范畴的生产提供了重要启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创造新范畴，便是最具“术语革命”意义的一种生产方式。在国际社会的“市场”和“战场”中，越是率先提出获得共识的新范畴便越是能在话语权的争夺中占据有利地位，进而推促新思想的传播。在范畴的国际传播内容体系中，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范畴便具有鲜明的原创性特征，在国际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拓展旧论”，即在原有范畴的基础上赋予时代化新内涵。这种范畴生成方式虽然在形式上相对缺乏革命性，但却具有适配当下的实用性。范畴进入国际传播领域具有必然性，但相较于国内环境中理论传播的贯通性和顺畅性，理论一进入国际社会便遭遇国际传播空间的挤压。旧的理论范畴已经在国际传播事业中运用许久，具有相对广泛的认可度和接受度，在这个意义上，“拓展旧论”的范畴生成方式可以有效地减少阻力。在范畴的国际传播内容体系中，例如“中国式现代化”范畴便是对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宣传中曾被广泛使用的“四个现代化”的继承性发展，在国际传播的新征程中承担了展示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中国智慧的理论责任。

“回应他论”，即凭借对国际舆论场中重点言论的回应创造新范畴。这种范畴生成方式实际上是“首提新论”的具体化表现，本应归类于该种范式之下，但由于这种回应式范畴生成在当下语境中具有突出的斗争性和明显的传播实效，因而单独加以说明。例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自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逐步建立起政治民主化的资产阶级话语，不断建构起以民主为核心范畴的“话语霸权”。作为“美国式民主”的回应，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范畴，并依托该范畴对西方错误言论进行揭露，彰显了全人类真正应当倡导的共同价值。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范畴生成模式同样为国际传播提供了不可取代的话语支撑。

（二）新时代国际传播中范畴生成的基本特征

就国际传播理论创新的整体历程而言，任何一次“首提新论”都蕴含着对“旧论”内在品格的承继，都隐藏着对“他论”针锋相对的回应，三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看待。这种辩证的范畴生成观也彰显了范畴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特征，即“变”与“不变”相互转化、“回应”与“倡导”相互促进。

一方面，范畴在生成过程中彰显了“变”与“不变”的相互转化。所谓“变”，即是立足于现实的“大变局”，在崭新的国际传播格局中提出“新时代”“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一系列新范畴，直面新的难题，回答时代之问；所谓“不变”，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坚定传承，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时代化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理论样貌源于“共同体”理念，“新时代”的新语境则辩证地继承了唯物史观中的“时代”范畴，坚定立场，方能站稳脚跟。

另一方面，范畴在生成过程中体现了“回应”与“倡导”的相互促进。所谓“回应”，即在激烈的话语权乃至综合国力竞争中作出及时、准确、有效的反应，这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必经之路；所谓“倡导”，则是在各类国际场合积极参加议题讨论、掌握舆论主动权。“全过程人民民主”范畴在其生成过程中借助民主议题的激烈讨论向世界各国展示了一种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式的民主理念，“一带一路”范畴的提出和广泛传播既是提出一种共商共建共享的制度模式和发展方案，也在实践中回应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所谓“东方威胁论”“新殖民主义”等污名的回击。

二、新时代国际传播中新范畴的基本内容

时代环境在客观上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覆盖全面、内涵丰富、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以具有标示性新范畴的形态进行传播实践。综合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在外交场合的讲话、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主要代表的外宣文本以及主流官方媒体的稿件内容，“大变局”“共同体”和“现代化”三类范畴在各类场合中发挥了重要串联功能，均出现了至少数百次，其基本地形成了新范畴国际传播的内容框架。

（一）传播“大变局”范畴以研判“世界怎么了”

伴随着人类历史不可逆转地向世界历史转变，人类社会逐渐迎来以工业化和现代化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急剧变革成为了当今世界动荡变迁的底层逻辑。就世界格局而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腾飞，西方世界占据“权力山巅”的局面历史性地被打破，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呈现出“东升西降”的新态势，陈旧的国际秩序亟待重塑。在具有颠覆性的新科技革命背景中，不确定因素不断涌现：社会流动性再度陷入僵化困境、全球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生态破坏问题日益凸显，人类又一次站上了时代的“十字路口”。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以“大变局”范畴为抓手，在201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2017年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等国内会议中综合研判世界形势，提出重要指导。2017年岁末，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驻外使节的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范畴。“大变局”范畴的国际传播，科学分析了当代世界发展与变革相互交织的局面，为世界各国了解时代局势提供了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视野的“定向标”，推促人类社会及时认识、准确分析、积极把握时代之问。

（二）传播“共同体”范畴以倡导“该向何处去”

为回答“大变局”范畴向人类社会展示的时代之问，重新找寻全人类认可的共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面向国际社会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范畴，科学阐述了世界历史中的人类究竟“该向何处去”。在国际传播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运用和传播“共同体”范畴，以该范畴为抓手，清晰地向国际社会提出包括国际权力、共同利益、可持续发展、全球治理、文化包容互鉴等多方面的发展观念和价值导向。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的开幕式、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等不同国际场景对“共同体”范畴实现了差异化的使用，提出打造“双边之间的命运共同体”“多边组织之间的命运共同体”“地区范围内的命运共同体”“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等多层次表达，进一步推促了范畴理论和现实语境相结合。“共同体”范畴以及围绕其衍生出的一系列对外话语，鲜明地反映了在“大变局”之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如何同世界共处、中国将推进建设一个怎样的社会，也向命运与共的人类社会整体表征了“走向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切实回应了全球人民的关切和忧虑，真正厘清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存在的认知偏差。

（三）传播“现代化”范畴以分享“中国新方案”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难题，现代化成了“大变局”下世界各国谋求发展的基本轨道。在新工业革命的变革中，西方世界的垄断性资本陷入恶性循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贫困的窠臼，现代化的前景仍曲折渺茫。然而，曾经落后于世界的中国仅用了数十年便解决了千百年来困扰人类的贫困问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现代化经验，创造并广泛运用“中国式现代化”范畴，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赴莫斯科对俄罗斯联邦进行国事访问、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等重要外交场合，积极、真诚地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摆脱贫困、实现发展的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范畴既着眼于向世界各国解决经济现代化困境提供中国方案，又将现代化的内涵拓展到政治、文化、生态、社会、外交等维度，将全过程人民民主、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内容囊括其中，为全人类提供了“中国新方案”。

三、以新范畴推进国际传播的基本路径

建构中国自主的范畴体系和话语体系，就要运用中国范畴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人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从传播主体、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等方面着手，以新范畴推进国际传播能力的跃升。

（一）发挥范畴整合功能，多元主体同向发力

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国际传播模式由一体式向科学化的转向基本成型，社会景观在全媒体信息技术升级下加速变迁，在客观上推动着传播主体的构成不断扩容，各层级的官方媒介组织、广大的学术研究机构、以高校为主体的教育组织，甚至一大批大众传媒从业者和自媒体传播者都加入到了国际传播队伍当中，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主体网络，为中国理论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强大基础。然而，层次不一的主体素质水平会成为传播质量的制约。齐则有序，齐则有力，齐则有效，在当下的情境中传播范畴，应充分发挥范畴的整合协同作用，建构“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传播主体结构。当党和政府在“一次传播”中明确提出了新范畴，相关的学术研究机构、高校系统媒介在“二次传播”中应集中力量对新范畴的内在学理和现实运用进行全面的阐释和分析，大众传媒从业者和自媒体传播者要坚守正确政治方向，及时全面地学习新范畴的规范化要求，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环境为新范畴的解读增添“三次传播”特有的大众化气质，由此形成高度协同配合、多位一体的传播主体体系，加速国际传播中的规范化、整体化进程。

（二）锚定融通中外要求，创新对外宣传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范畴作为新思想的重要理论因子，并不是一经提出便具有最优化的形态，应通过持续性的传播和反馈，加强提炼和阐释，优化理论表征、充实思想内容。一方面，应结合受众的不同立场和认知习惯传播范畴。受众对于接近乃至类同于既有立场的内容具有更好的接受效果。因此，在范畴的国际传播中应具体分析不同类别受众的生活经验，对范畴的传播效果和内化效果进行评估，把握“陌生”的范畴同熟悉事物得以结合的规律，由此助推范畴穿越受众设下的“过滤屏障”，实现内容上的“融通中外”。另一方面，应采用更加丰富生动的形式传播范畴。运用范畴推动国际传播时辅之以适配的数据化、图像化等非言语编码内容，有助于使范畴传播的整体形态更加完整。例如，2015年中央电视台多个栏目共同推出一栏数据化可视节目——《数说命运共同体》，通过数据展现新思想指导下“一带一路”国家之前的联系，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范畴的传播发挥了促进作用。

（三）明确范畴传播原则，坚持实际效果导向

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对国际传播的效果提出明确要求，“要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新思想范畴同国际传播的主客体互动，对国际传播实效造成直接的影响。为了把握这种内在交互同现实效果的联系，范畴传播的系统内在地对传播效果提出评估的要求。新范畴国际传播的评价指标体系应遵循至少三个方面的原则：其一，系统化原则，既要涵盖测量范畴国际传播的全方位内容，也要注重不同指标之间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宏观到微观的逻辑性；其二，科学化原则，严格遵循科学的理论对指标内涵、统计尺度、计算模型进行规范，控制好评估标准的选择、指标的权重和数据的择取；其三，可操作原则，评估体系各类指标的选取遵循易于把握和操作的准则，所有要素应确保能被观测，且采集样本和观测成本适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持续增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四力”的传播标准更是进一步被写进党代会报告。因此，范畴的国际传播功能发挥实效的评估标准应当包括“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四个相互影响的基本因素。

基于此，范畴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发挥的实际效果，至少应当基于下述层面进行判断：第一，作为传播的基本载体，范畴能否在各类媒体中实现大体量的、高速率的、高精准度的传播；第二，范畴能否通过和各类议题相结合、和多样的引导方式相融合，进而实现对社会舆论的引导；第三，范畴对于国际受众能否实现大范围的影响，而这些受众又相应做出正向或是负向的回馈；第四，范畴能否在各类信息中满足受众对理论完整性、真实性和科学性的客观认知需求，进而实现对中国理论乃至中国整体形象的信任，推促范畴的国际传播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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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范畴研究”（编号20BKS062）的阶段性成果。

（雷 宇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管新华系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易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