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江南经济史研究领域，加州学派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该学派在一个宏大的全球视角中看待江南问题，通过中西经济史的交互比较以及理论分析方法的应用研究，揭示出江南经济独特的发展逻辑和历史基础。在加州学派的努力下，江南成为国内外学界认识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也让江南经济史研究实现了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并对中国经济史研究范式转换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  江南经济史；全球史视野；加州学派

长江三角洲是中国经济重要的增长极和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2022年，长三角地区经济总量突破29万亿元，相当于全国GDP的1/4。长三角地区能有今日的发展成就，固然离不开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的助推，但历史上江南地区为自身经济成长所作的充分准备，同样不容忽视。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就是经济、文化都十分活跃的区域，而且是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区域。长三角地区在经济上的成功，事实上也得益于江南地区长期积累中经济发展潜力的释放。因此，江南经济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江南经济史就日益成为海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相关成果蔚为大观。其中，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作为江南经济史研究的海外重镇，以全球史视野切入，在更加宏大的全球视角中看待江南经济发展，这种独特的视角无疑为江南经济史研究开拓出新论域和新进路。

本文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首先，梳理加州学派的发展缘起及重要人物；第二，概括加州学派江南经济史研究的学术特征，从中揭示出该学派对于江南地区历史经济进程及其所反映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观点主张；第三，总结评价加州学派的江南经济史学术研究。

一、大分流史观与加州学派的崛起

（一）加州学派之由来

从1950年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讨论开始，拥有发达工商业史的“江南”地区，逐渐跃入学界的视野。早期学术界围绕江南城乡经济生活史、农业史、手工业史、商业史、市镇史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1980年代以来，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江南史研究中“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范式的主导地位逐渐被“过密型增长”或称“内卷化”的论述取代。这种论述主张基于西欧实践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成长的普遍模式，资本主义是经济演变的最终归宿。这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极大限制了江南经济史研究，因为研究结论已经为预先设定，学者们关心的是江南经济史中“应该发生什么”，而较少关注“究竟发生了什么”。

2000年，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一书的出版，对江南经济史研究中“西方中心论”产生了重大冲击。“大分流”理论对19世纪以前的江南和英格兰经济表现进行对比，但不以中国为中心，也不以西方为中心，而是将两者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展开中西互为主体的研究。在这样一种“非中心”研究范式下，明清时期江南经济被认为与同时期英格兰拥有某些共同特征，如相对自由的市场、普遍的手工业以及高度商业化的农业等，这些特征与“资本主义”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使得江南经济史研究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大分流”理论给予江南经济发展高度评价，并将中西方在近代拉开差距的根源归结于英格兰煤矿地理位置优越、美洲殖民地开辟等偶然性因素。江南经济史研究也因此被开创性地赋予鲜明的全球视野，“大分流”史观凝聚了一批活跃的少壮派社会经济史学家，“加州学派”由此迅速崛起，成员们在相似的理论诉求下，各自发掘着独特的研究思路，在江南经济史学坛的影响力不断壮大。

（二）加州学派成员群体

加州学派，因其成员大多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各大学任教或者访学而得名。但加州学派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地域性学派，而“是一种松散的组合，并不限于加利福尼亚”，学者们学派成员们大多熟悉汉语，有丰富的中国访学经历，有些本身就是华裔或是中国学者，相互之间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对中国的了解也更为真实、更为深入。

加州学派一部分学者已经为中国学界所熟知。如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曾任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主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国斌（R.Bin Wong），加州学派洛杉矶分校亚洲研究所所长；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Gunder Frank），著名经济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全球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李中清（James Lee），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人文社科系，现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伯重，中国经济史研究权威学者，曾任教于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担任过国际经济史学会执委会委员，为该学会成立以来的第一位担任执委会委员的中国学者，现任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除了上述学者，加州学派成员还包括：杰克·戈德斯通（JackGoldstone）、万志英（RichardVonglahn）、王丰、康文林（Cameron Compel）、丹尼斯·弗莱恩（Dennis O.Flynn）、阿瑟·杰拉尔德（Arturo Giraldez）、马立博（Robert B.Marks）、杰克·古迪（Jack Goody）、阿布·卢格霍德（Jane L. Abu-Lughod）

等。这些学者也在人口史、社会史、经济史等研究领域各领风骚，对近代早期中国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研究范式带来重要突破，为江南乃至中国的经济史在世界经济史发展潮流中找回其应有的一席之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加州学派江南经济史研究的学术特性

（一）注重中西经济史交互比较研究

要想真正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特点，就需要与其他国家的历史发展特点进行比较。但加州学派认为要想正确地进行中西历史比较，一方面要破除欧洲中心论，一方面要对西欧和中国双方历史变化都有正确认识。王国斌所著《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一书就体现着这种互为主体的比较方法，不仅在空间方面，从欧洲立场看中国，也从中国立场看欧洲。而且在时间方面，站在近代看过去，也站在过去看后来。不能因为欧洲后来的发展结果就认定其历史上的优势，也不能因为中国后来落后就抹杀其历史上的先进。依据这样一种交互比较方法，王国斌开展了对明清时期中国与近代早期欧洲的农村家庭手工业、人口行为、能源利用、企业组织、市场整合等多方面的比较研究，认为当时中国与欧洲，尤其是双方的经济中心的长江下游和英格兰地区，在农业与工业化发展方面存在很多相似性，都是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缓慢增长。

彭慕兰对江南模式和英国模式的比较研究，也是在这种互为主体的比较方法指导下，取得的代表性成果。彭慕兰同样认为不应该将欧洲道路作为衡量其他一切社会经济发展的标准，并进一步对中西比较的单位设定进行详细考虑，将亚洲地区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与欧洲的英格兰进行比较。因为作为经济整体来看，中国与欧洲内部范围广阔且区域发展差异较大。在以往中西比较中，大多将西欧最富裕的地方与整个中国进行笼统对比，使得中国的发展显得停滞落后，不能有效揭示经济发展道路歧异本质，所以比较视角从洲与洲、国家与国家的整体经济转向面积、人口、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等条件大致相当的特定区域经济就十分必要。彭慕兰以江南地区作为英格兰的对比区域，认为江南在近代之前是亚洲甚至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在财富、人力、技术、制度等方面都不逊于工业革命前的英格兰等欧洲国家。江南从生活水准到商业化程度都已发展到相当水平，生产决策、劳动配置十分先进，产业发展和财产保护等方面政策律法也相对完善，且与欧洲一样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李伯重则进一步拓宽了江南经济史的交互比较研究范围。他认为英国模式包含和体现了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经济规律，可以根据这些基本规律来观照同为自发性的江南工业化过程，揭示其内在发展规律及与西欧工业化的异同，为江南工业化研究搭建了理论框架。同时，又正因英国模式是对英国特殊经验的抽象，并不具备普遍意义，所以不能将英国工业化发展道路照搬到江南地区。基于这样的理论前提，李伯重在其所著《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一书中，提出长江三角洲地区市场化的家庭手工业生产在明清时期就得到了极大发展，这种观察不仅是在学界已经了解相对较多的丝绸及棉纺织行业，而且还扩展到食品加工、工具制造、漂白染色、住宅建造、船只修造等问题的研究，通过大量实例说明当时连续的技术进步、市场扩展以及日益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存在。同时，李伯重还认为江南地区早期工业化进程和农业领域的生产增长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了单位资本收益与生活水平在1550年到1850年的显著提升，使得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能够与欧洲最发达的地区保持同步。

以欧洲作为参照系来观察中国，又以中国作为参照系来观察欧洲，这种交互比较研究法成为了加州学派的重要创新。学派成员们从农业、工业、市镇、生态等领域的大量事实出发，来研究展现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真正成就，而并非以西欧道路是否在江南重现作为江南经济发展道路的标准。同时，加州学派的研究，对于中国经济史学界中认为的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本质上一直维持着“糊口经济”，以及美国学界提出的“内卷化”等观点，也形成了一定挑战，进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史学研究者、爱好者，发掘整理、考据运用大量史料，展开持续论证，极大推动了江南区域经济史的研究。

（二）注重理论分析方法的应用研究

加州学派的江南经济史研究，十分强调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和欧洲历史专业知识的结合。加州学派引进“斯密型成长”概念对江南经济发展进行评估。历史上的经济成长方式主要分为广泛型成长、斯密型成长以及库兹涅兹型成长，三种成长方式分别存在于近代以前、工业革命以前的近代早期、工业革命之后。就中国而言，宋代之前的主要经济成长方式就是广泛型经济成长，农业占压倒性优势。宋代开始呈现斯密型成长，并在明清得到充分发展。而中国经济成长方式由广泛型成长转为斯密型成长的过程中，江南就走在了最前面，因其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发展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加州学派认为这样一种斯密型经济成长理论在16—18世纪的江南和西欧都是适用的。但是斯密型成长在理论上存在极限，即因为人口增加而土地资源有限，将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到了19世纪，中欧面对这一限制有了不同的发展取向，接着有了“大分流”理论的产生。

加州学派指出，19世纪西欧因为矿产资源的大量开发以及新大陆的发现，资源基础极大扩展，成功摆脱斯密型动力的缓慢增长，转为库兹涅兹型经济成长。所谓库兹涅兹型经济成长，产生于急剧的结构变化、制度创新和新技术的发展与使用基础之上。而在同时期的江南，仅是矿产资源的匮乏，就使其难以突破斯密型成长路径。在人口压力下，江南地区“男耕女织”的传统家庭生产模式进一步强化，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与曾经比肩的英格兰分道扬镳。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江南地区经过充分的斯密型成长，在市场、人力资源以及经济结构等方面都孕育了经济近代性因素，使江南地区在19世纪后期西方近代技术与制度传入中国后，能够更好地转变为库兹涅兹型成长，更为改革开放以来江南经济起飞培育了浓厚的历史传统。

制度经济学同样是加州学派开展中西比较的重要理论工具之一。如王国斌和罗森塔尔（Jean Laurent Ｒosenthal）合著的《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一书中，考察了中欧市场发展中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认为无论中国人还是欧洲人，都既可能用正式制度也可能用非正式制度，两种制度也并不存在优劣之分。这种主张驳斥了人们普遍认为的欧洲经济发展主要依赖正式制度，中国人更钟情于非正式制度的观点。人们对于市场制度的选择取决于交易本身情况以及整体社会经济结构，因此，市场制度差异并非中欧经济大分流的根源。王国斌等人进一步地提出能够把这些制度和规则调动、整合起来的社会经济进程，是研究“大分流”问题的关键所在。

计量经济史学的大量运用也使得加州学派的研究更为科学严谨。计量分析史料，可以与传统的描述性或定性分析方法形成有益补充，使历史研究形成一套客观中性的标准。如李伯重在其《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一书中，对江南的华娄与荷兰早期近代经济进行比较，既从生产增加值角度对GDP进行估计，又通过收入法、支出法与其相印证，分析当时经济中的农工商各个部门，及生产、分配与消费各个环节。在本书物价和工资的附录中，李伯重还穷尽各类资料对1820年华娄地区的农副产品、房地产、劳动、教育等各类商品、要素和服务的价格进行推算，如此全方位地展示了一个地区的价格与收入结构，这在中文文献中无疑具有重要价值。本书也再次印证了加州学派关于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在市场推动下，分工不断细化，生产力持续提升，“斯密型成长”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的观点立场。

三、加州学派江南经济史研究的学术评价

（一）促进江南成为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加州学派无论是在国际比较史学理论，还是在研究的技术层面，都为传统的江南经济史研究带来了全新的突破，通过江南地方史的构建揭示了中国大历史演进的真实面貌。加州学派选取江南作为中国与世界区域比较的重要对象，对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史的发展历程和取得成就的全方位刻画，不仅让人们认识到“江南不仅是中国的江南，也是世界的江南”，而且有助于学界更为深刻地思考中国封建晚期社会转型、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等问题。特别是在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江南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凸显。正如李伯重所说的，要想“正确认识今天的江南经济奇迹，就需要真正认识江南经济在长期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历史基础。而要正确认识江南经济的过去，关键是正确认识江南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的经济状况”。因为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中心论在近代中国的盛行，不少国人对于在本土发生的历史大肆否定，“传统”成为了陈旧落后的代名词。而加州学派对于江南经济史的研究，为人们提供了关于中国过去经济表现的客观真实图景，拓展了中国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如此才能够真正从中国的过去出发来研究中国的现在。

（二）突破学科边界、推动学科交融研究

加州学派的研究从江南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入手，但也并未忽略与社会经济变动相关的政治、社会、文化、人口、环境等因素的关联，强调历史进程的整体性。经济史无法脱离历史的其他部分而孤立存在，只有从不同视角对历史各个部分进行观察，才能够更好地研究经济史。加州学派作为一个研究旨趣比较接近而研究领域相互交叉的学术群体，研究成果的多元化对于更加立体看待江南历史大有裨益。如彭慕兰在对比江南和英格兰的经济发展道路时，就特别重视生态环境的作用和影响；万志英的《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The Sinister Way:The　Divine and the Demonic in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对明清之际江南地区五通神信仰的研究，则考察了在江南商品经济极大发展的历史背景中，政局变动、经济环境、货币制度、生活水平等诸多因素如何对民众信仰心理产生影响的过程；王国斌在“大分流”之外中的研究将中西比较放到了一个动态关联的政治、经济系统之中，将所有的单向比较纳入“政权规模”的整体框架中；李伯重的《控制增长，以保富裕：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为》对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变化情况、控制人口增长的手段与动机展开全面探讨，对彼时江南人民对经济变化与人口变化之间关系的思索与实践进行了论证。这些研究使得江南史研究不断深入和细化，揭示出江南经济与多重因素互动发展的历程，能够使人们对江南经济史发展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三）引领中国经济史研究范式转换

加州学派研究在一个更加宏大的全球视野中看待中国问题，重新估算了江南、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并将中国经济史从狭小的专业领域推向全球史研究的焦点。对于长期以来在国际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中心论的研究范式形成了强烈冲击，加州学派反对以欧州模式来套用江南乃至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在其《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一书中就指出近代早期世界不是由欧洲所推动的，而是由一个早已运转着的世界经济体系所塑造的，世界历史的演变是整个世界体系内部中心的转移以及中心与边缘性周期性的置换，直到1800年之前，亚洲尤其是中国处于世界经济中心地位，欧洲则是在19世纪才搭上了亚洲经济发展的列车而一跃成为新的经济中心。基于此认识，加州学派将江南历史、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史的范围中展开研究，展示出中国经济曾经的发展和重要性，去除中西二元对立，但也并非是构建“中国中心论”来与现代主流学术体系分庭抗礼，而是从江南经济史的切入点通过中国经验的总结对其进行完善和丰富。正是在加州学派这种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之上，中西经济发展道路比较得以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并显著提升了江南地区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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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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