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与传统经济相比，数字经济在供求理论、边际理论和商业模式理论上产生了较大的变化。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使得数据价值理论成为数字经济的基础理论，借助于价值倍增、投入替代、资源优化等途径实现数据高价值属性。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力量，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平台经济理论研究。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需要构建更好地发挥数据价值的体制机制，包括以数据产权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以数据开放为核心的共享机制，同时要加强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坚持发展和规范监管相统一，促进平台经济发展。

关键词  数字经济；数据价值；平台经济

数字经济代表了世界经济的未来，当前，数字经济正处在高速发展、快速创新、迅速变革的快车道，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竞争的新战场。2021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数字经济思维能力和专业素质，增强发展数字经济本领，强化安全意识，推动数字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1]发展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要动力，亟须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新理论问题和现实路径进行分析，以期解决数字经济发展问题。

一、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理论变化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渗透和影响，不仅带来了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巨大变革，也表现在对各种传统经济理论和运行方式的重新解构上。

（一）供求理论的变化

传统经济的供求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性和排他性决定了供求关系，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当一种商品供大于求时，必然会导致价格下降，反之，就会引发价格上涨，价格机制的作用引导市场向供需平衡的理想状态发展。因此，传统供求理论认为价格机制会自发调节生产与消费。数字经济时代供求理论发生了深刻变化，根本原因在于数字经济打破了资源稀缺性和排他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和供给产品的双重属性，天然具备低成本、易传输、高价值、可重复使用的属性，而且数字产品产出之后边际成本无限趋向于零，具有无限供给的特性，这导致了价格机制不能反映真实的供求关系，数字产品的价值实现途径发生了转移。

（二）边际理论的变化

传统经济边际理论表明，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产品的边际成本起初递减，然后递增，综合成本呈现出两端较高，中间较低的“U形曲线”。由此带来企业发展规模的边界限制，任何企业在开始时可以通过扩张规模来降低成本，当规模达到一定限度后，边际成本不会再随规模的扩张而降低，从而形成了明显的企业边界。数字经济却打破了传统的边际理论，大量数字经济产业虽然固定成本较高，但边际成本低且始终处于下降趋势，呈现出明显的长尾效应。如一些软件产品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产品边际成本不断下降甚至无限趋向于零。同时由于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跨界竞争成为数字经济的产业常态，企业的发展边界变得十分模糊，如国内一些互联网平台的跨界扩张也形成了对其他行业的降维打击。

（三）商业模式理论的变化

传统经济的商业模式相对固定，企业的核心产品和主营业务决定了企业的赢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数字经济的商业模式可借助于数字技术的进步获得大量创新，产生一系列新模式、新业态、新产品，甚至核心产品和主营业务都可以免费提供给用户。企业的主要赢利点则借助于免费模式获得的海量用户画像，开展广告精准营销，有些企业在开始阶段直接采取补贴的方式抢占用户和市场，转而获得高额附加收益。如搜索引擎的免费服务、软件的无偿使用、网约车平台早期的补贴政策等。一些网络车险服务商尝试个性化定价模式，分别制定不同的定价策略，以实现精准营销。

二、数字经济发展的新理论问题

人类经济活动实践证明，任何一种经济形态背后，一定有一套完整的基本体系支撑。[2]数字经济新的实践问题需要新的理论作为政策指导。当前，我国数字经济的新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数据价值理论、平台经济理论、就业结构理论、发展安全理论、网络信用理论五个方面。本文着重讨论数据价值理论和平台经济理论。

（一）数据价值理论

数据要素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的标志，也带来了传统生产要素理论的变革。当前，数字经济正在从技术主导向数据驱动发展转变，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深入融合，对经济增长产生放大、叠加和倍增效应，从而改变投入产出关系，[3]这集中体现在数据创造价值的三种效应上。

1.价值倍增

数据价值的倍增效应，是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具体表现，通常体现在生产环节的范式技术革命。一个革命性的关键生产要素是新范式出现的关键，关键生产要素的特征是降低相对成本和普遍有效性。在现代信息网络和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数据要素呈现出多元生产、智能分析、自动汇聚的表征，来源广泛和技术进步使数据的生产成本不断降低，算法递进又使得数据的内生价值不断外溢，继而引发了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所说的“一场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如移动支付技术的广泛使用，不仅扩大消费场景和提供支付便利，也有利于开展精准统计；智能机器人的广泛使用，既可以取代简单重复劳动，也开启了智能仓储和智能物流的新赛道。

2.投入替代

数据的投入替代效应，是指通过数据要素取代传统要素的投入和功能，以实现效率和价值的提升。在泛在网络和普适计算的加持下，一些生产和流通领域的技术迭代，使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有取代传统要素投入的趋势。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各地互联网工厂的兴起，通过广泛使用数字化生产线和智能机器人，不仅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还大大降低了劳动力成本。

3.资源优化

数据的资源优化效应，是指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优化提升传统要素的配置效率，这主要体现在流通交易环节。从要素流通来看，网络购物平台率先打破资源配置的区域限制，通过数据汇集实现了统一标准、统一价格、统一支付，提升了全域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要素交易来看，数据要素的高价值性还体现在各类数据交易平台的建设上，通过构建高标准数据要素市场体系，以此加速数据资源的流通交易。

（二）平台经济理论

平台经济是基于数字平台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力量。平台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数字平台通过创新组织形式和产业模式，具备开放融合、多元跨界、要素集聚和算法强大等特点，能精准匹配需求、高效配置资源、有效撮合交易，具有很强的网络规模效应。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就是为数字经济注入强大活力，发展平台经济就是发展数字经济。

1.市场主导从生产端向消费端转变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在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中，生产是起主导作用的，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因此，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制度安排大多从生产端发力，如生产要素的配置、产品质量的提高，供给结构的优化等。在平台经济中，经济增长的价值逻辑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对消费端的激活。无论是生产型还是消费型平台，在扩大消费市场、激活消费潜力、满足个性化需求和创造新的消费潜能方面都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近年来，“双十一”等网络购物节的火爆以及快递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实证了平台经济对激活消费的巨大能量。此外，数字内容和数字产品本身也可以直接创造新的消费形态，如苹果手机在发明以前，没有人会想到一个小小的手机会在全球产生天量的“果粉”群体，也不会想到会由此带来“果链”产业的繁荣。

2.平台成为资源配置的“第三只手”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市场经济理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强调政府可利用财税金融等多种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以避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和政府被看成是资源配置的“看不见”和“看得见”的两只手，强调建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但数字平台的出现，影响市场资源配置的力量产生了新的变化。拥有海量数据几乎是各大平台的基本特征，这些数据不仅能够精准反映用户行为，而且对平台的业务拓展甚至对形成数据壁垒都产生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平台企业利用算法进行精准分析和预测，并将结果用于引导生产；另一方面，平台企业可以借助于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开辟新的领域定向配置资源，从而具备了部分宏观调控功能，成为继市场、政府之外资源配置的“第三只手”。

3.竞争与反垄断理论的再思考

平台经济具有强竞争和强垄断的双强特征。强竞争性源于互联网的开放和技术性特征，无论哪个领域的平台，对所有竞争者来讲都是开放的，先布局者为了获得更多资源也必须在加强业务开放的同时，利用技术更新和算法优化，不断巩固优势地位，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平台经济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强垄断性源于网络外部性，先布局者拥有的用户数量、用户规模、用户黏度十分庞大和稳定，尾随者的发展需要承受的获得海量数据和技术迁移的成本十分巨大，如自微信诞生以后，飞信、易信、米聊等很难撼动头部平台的垄断地位。传统的反垄断理论认为，垄断会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遏制竞争和创新；现实的平台经济发展，却以跨界和细分市场的方式，展开了新的竞争和创新，而且平台越大，技术越集中，资源配置的效率越高，有利于产生更大的数据价值和网络效应。因此，平台经济的反垄断理论研究亟须突破。

三、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现实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但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为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当务之急应在进一步发挥数据价值和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两个方面发力。

（一）构建更好发挥数据价值的体制机制

1.构建以数据产权为核心的制度体系

产权界定是商品或服务实现市场交易的基础和前提，涉及所有权、使用权、控制权、收益权等，在特定情况下，这些权利是可以分离的。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通过对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进行分置改革，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要素产权制度改革之路，最大限度发挥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在所有权难以清晰界定的情况下，客观上同样要求加快与之相适应的产权制度改革。在创新数据产权制度时，既要充分考虑到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关系，又要考虑数据资源的生产和流通全过程。2022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正式提出了数据资源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创新思路，这对解决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政策指导。

2.构建以数据开放为核心的共享机制

数据资源是数字经济的价值之源，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在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基础之上。2009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开启了公共数据开放，对深度激活数据潜能和促进透明政府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在公共数据开放领域稳步推进，截至2021年底，我国已有193个省级、副省级和地级政府上线了数据开放平台。为进一步推动数据开放共享，一是要统一开放数据的标准规范，特别是元数据规范、开放平台建设规范、数据分级分类标准等；二是要提高数据质量，减少重复数据和无效数据，确保数据资源的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和有效性；三是要依托城市大脑建设，丰富数据资源的应用场景，提高数据资源专题化、个性化的供给能力；四是要完善数据开放的法律法规和数据资源共建共享的制度体系，规范数据资源的有效利用。

3.加强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

近年来，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问题频发，给国家、企业及个人的安全带来重大影响。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普通数据里隐藏的包括国家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的重要信息，可通过算法进行多维度分析和深度挖掘，从而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因此，要全面推进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这需要重点关注技术安全和数据安全两个方面。从技术安全来讲，一是加强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使用的技术一定要立足于自立自强，因此，要加大研发投入，尽快解决高端科技的“卡脖子”问题；二是数字经济应用的安全技术，如云计算、数据中心、网络平台等要向自主安全转变；三是技术人才的培养要立足国内；四是营造鼓励创新的氛围。从数据安全来讲，一是政府层面，作为全社会最大的数据拥有者，要依法规范数据的采集、存储和使用；二是企业层面，对掌握了海量数据的互联网企业要定期进行安全评估，特别是对于准备海外上市的企业，要依据《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进行安全审查；三是个人层面，既要严格规范各种程序收集用户数据的行为，又要广泛提高全社会数字素养。

（二）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1.充分发挥平台经济为实体经济赋能作用

推动平台经济为实体经济赋能，一要支持平台企业依托数据和算法优势，为生产制造提供个性化定制、按需生产、无人生产等新型生产制造模式，支持超大平台与行业龙头强强联合；二要在“十四五”时期重点引导平台企业布局农村，加快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的发展，赋能乡村振兴；三要借助成熟的消费互联网平台开展消费升级，扩大高质量供给，创造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激活新的消费市场和潜力，为数字经济培育新的增长点。

2.完善平台经济的法治化、常态化监管

不断完善对平台经济的监管，是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发挥市场机制的客观要求。针对当前平台经济发展出现的新问题、新风险，在监管体系、监管原则、监管手段上都需要与时俱进。一是监管主体要由政府主导向多元协同转变，政府在建立监管平台的基础上，引导平台企业、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和个人发挥各自的作用，推动形成协同共治的局面；二是监管方式要从执法监管向全链条监管转变，开展事前、事中、事后常态化监管，把握好市场准入、合规经营、用户服务等几个关键环节，同时加强部门联动，压实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三是加强平台反垄断理论研究，推进平台反垄断法治化、常态化进程，要正确处理鼓励公平竞争与反垄断监管的关系，坚持包容创新与审慎监管相结合的原则，结合行政约谈、合规性检查、公众监督等进一步丰富平台反垄断监管的手段。

3.引导平台经济充分发挥保就业、促稳定的作用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就业问题越来越成为发展和稳定的“压舱石”，各级党委政府应充分认识和发挥平台经济在促就业、保稳定上的重要作用。从就业角度来讲，一方面平台经济可以直接创造大量新兴就业岗位，有效扩大社会就业“蓄水池”容量；另一方面平台经济创造的新业态、新模式也为社会提供了灵活就业的多重选择，提高了就业的多样性和选择度。从稳定角度来讲，农业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本盘”，引导平台经济向农业互联网全覆盖，不仅可以为广大农民有效增收，同时也能有效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例如，2023年1月，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出台了《2023年全省特色农业工作要点》，确定加快推进蔬菜、水果、中药材产业互联网建设，并选取了砀山酥梨、和县辣椒、亳州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开展数字化改造，打造特色农产品互联网平台，这不失为一次有益的政策尝试。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J].求是,2022(2):4-8.

[2]杨述明.论智能经济理论的逻辑前提[J].理论月刊,2021(11):61-71.

[3]陈晓红,李杨扬,宋丽洁,汪阳洁.数字经济理论体系与研究展望[J].管理世界,2022，38(02):208-224+13-16.

（作者单位：中共安庆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江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