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20世纪70—80年代，江浙地区的农民在发展乡镇企业过程中，创造了“四千四万”精神。凭着这种精神，中国农民创造了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90年代“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经济发展新格局，为中国的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前，苏南农村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短缺”和人多地少等问题，主动发展社队企业，逐渐成为农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后，江苏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形成“苏南模式”；同时，浙江的个体和私营经济也迎来大发展，形成“温州模式”；“四千四万”精神成为这两种模式的精神符号。进入新时代，面对新形势，“四千四万”精神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中依然需要传承和发扬。

关键词  “四千四万”精神；“四千”精神；苏南模式；温州模式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农民从20世纪50—70年代通过农产品“剪刀差”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发展，到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人力、资源的支持，使中国这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取得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农民不仅在物质上、制度上、人力上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文化和精神上也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2023年3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指出，当年江浙等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乡镇企业时创造了“四千”精神，现在创业的模式、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那样一种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创业精神，是永远需要的。由此，在江浙地区深入人心的“四千四万”精神（江苏地区称“四千四万”精神：踏尽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难万险；浙江地区称“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研究“四千四万”精神的内涵和形成原因，分析我国农民在经济发展中所作的贡献，对于新时代弘扬“四千四万”精神，推动乡村振兴、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苏南地区社队企业发展历程孕育了“四千四万”精神

苏南地区虽然在历史上被称为“鱼米之乡”，但也存在人多地少的问题，“农业内卷”导致20世纪60—70年代农民人均收入边际收益为负，必须靠非农产业收入弥补。同时，“文化大革命”十年计划经济受到冲击，产品严重短缺而国家无力解决，不得不鼓励社队企业发展，而社队企业又没有纳入国家计划管理，供产销自生自灭。在此期间，由于苏南集体经济有物质基础、人才基础（城市亲戚、退休工人、返乡知青等）和区位优势，具备了孕育 “四千四万”精神的土壤。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以及地少人多的现实，即使土地出产率不低，苏南地区的农民也仅能维持基本的温饱。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为解决这些矛盾，苏南农村地区逐渐把目光转向工业，开始创办社队企业，以此扩大就业、增收致富。

1956年，无锡县的祈席村（后改名为春雷村）冲破各种阻力，创办了春雷造船厂，这是苏南地区第一家社队企业。但当时在农村能否搞工业办企业，国家没有明确的政策，当地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大力支持，尤其是在时任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到无锡农村视察时，积极汇报了合作社办厂的情况，并获得了支持。由于供需对路，加上当地办企农民吃苦耐劳的优良品格，春雷造船厂生意越做越红火，迅速发展壮大。该厂的成功创办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春雷村及周边的地区也纷纷效仿，相继办起了纸盒厂、农机厂等一大批集体企业。但在当时国家实行集中管理、统一调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队企业均没有“户口”，原材料的采购和产品的销售都不在国家计划内，只能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求生存，同时也面临着不利的舆论环境和政治风险。但在这样的艰难处境中，无锡农民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辛劳，积极发展社队企业，这可以视为“四千四万”精神的起源。

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 “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公社工业的发展不但将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且将在农村中促进全民所有制的实现，缩小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在这一政策推动下，全国掀起人民公社办工业的高潮。1958年，全国社队企业总数超250万个。但从1961年起，为摆脱“大跃进”时期农业萧条的困境、克服国民经济日益严重的困难，国家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原先“大办”起来的社队企业不得不面临紧缩调整。在此过程中，无锡结合现实情形，对人民所需要的、产品有销路的、发展有前途的社队企业并未采取粗暴的“一刀切”处理方式，而是尽力保留骨干力量，妥善保管厂房设备，这为日后社队企业的再度兴办打下了基础。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农村社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苏南农村地少人多矛盾日益加重，农民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困境。面对政策桎梏，无锡农民顶住重压，兴办社队企业，寻求农业以外的生存出路。同时，“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市场短缺等因素，苏南农村地区的社队企业在地方政府的扶持和引导下逐步复苏。1970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召开，强调要大力发展地方“五小”工业。无锡以此为契机，提出了“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口号，抓住时机发展社队企业。无锡县委动员各部门大力扶持社队企业，如县物资局为缓解企业困难，积极组织采购计划外物资、寻找销售渠道。

1973年春节后不久，无锡县物资局召开供销后勤工作会议，把供销员走南闯北称为“跑遍千山万水”，把供销员到处找负责人、经办人称为“走进千家万户”，把供销员为办成事磨破嘴皮称为“说尽千言万语”，把供销员经常买站票、饿肚子、打地铺称为“历尽千辛万苦”，这是目前有记载的 “四千四万”精神的最早出处。但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无锡县对此没有大肆宣扬，而是采用口口相传的方式，在内部鼓励和发扬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对 “四千四万”精神的宣传力度才逐渐加大。1979年1月，在苏州社队工业大会上，无锡县介绍了发扬“四千四万”精神，发展社队工业的经验做法。197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调研文章，总结“四千四万”精神是无锡县社队工业起家的法宝。随着无锡县的主动推广和媒体的宣传报道，“四千四万”精神逐渐传播开来。

二、“四千四万”精神助力江浙乡镇企业、私营企业蓬勃发展

从“苏南模式”到“温州模式”， “四千四万”精神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在江浙一代乡村非农产业和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精神，体现了我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江浙一带传统农业最发达地区的农民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善于创新的精神。

（一）“四千四万”精神推动了“苏南模式”的形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四千四万”精神是江苏地区乡镇企业全面大发展的重要力量。

20世纪80年代初期，无锡县堰桥乡创造性将安徽省小岗村农业承包经验推广到乡镇企业，形成了被学术界归纳为“一包三改”的堰桥改革经验，直接推动了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在中国改革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当时，无锡县堰桥乡有多家乡镇企业亏损，主要原因是随着乡镇企业不断发展，其本身固有的一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阻碍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决策制度上，乡（镇）村统得过死，企业缺乏自主权，束缚了企业的发展活力；二是分配制度上，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如一般的工人录用进企业，先定级别，同一级别多做少做一个样，收入拉不开差距，职工积极性不足，常常出现“上班迟到、中间睡觉、晚了不到”的现象；三是人事管理上，企业干部是任命的，外行多，内行少，干部能上不能下，职工能进不能出；四是经营管理上，重产值轻效益，非生产性开支增大，负盈不负亏。改革这种不利于乡镇企业发展的经济管理体制，已势在必行。1982年秋天，堰桥乡党委学习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农业增产效果十分明显。受到“包”的威力启发，堰桥乡党委开始探索把农业改革的经验用到乡镇企业改革上。在摸底调查之后，率先从一家连续亏损的小服装厂试点，成功之后又在乡办大厂无锡县橡胶厂改革成功。在总结服装厂、橡胶厂的经验基础上，开始在全乡范围内实行改革，相继推行承包经营、企业干部聘用制、工人合同制、工资浮动制、报酬奖惩制、干部退休保养制、老工人退职制、招工考试制、技术培训制和农业联产承包制等改革措施。其核心内容归纳为“一包三改”，即“全面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改干部任免制为选聘制、改工人录用制为合同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改革一年见效，堰桥乡经济总量翻番，工人收入成倍增长。《人民日报》等各级报刊、广播、电视纷纷报道堰桥改革经验，29个省、市、自治区派人到堰桥学习取经，“一包三改”经验在全国迅速推广。“一包三改”的成功实践，关键是“四千四万”精神中“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精神的引领和支撑。

1984年3月，中央4号文件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高度评价了社队企业所做的贡献，并提出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赋予其新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央政策鼓励和支持下，乡镇企业加快了发展步伐。1984年，无锡县港下乡的港下针织厂，针对当时乡镇企业没有人才分配指标的情况，把目光投向大上海，不惜以高出当时工人月薪数十倍重金先后从上海聘请了13位退休老师傅作为“星期天工程师”到厂里做技术指导，以确保产品质量符合要求。靠着这种“办法总比困难多”为精髓的“四千四万”精神，港下针织厂不断发扬坚韧不拔、吃苦耐劳、不畏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从1957年成立时一个社队企业发展成如今拥有员工近3万人，产业包括纺织服装、橡胶轮胎、红豆杉大健康、商业地产园区开发四大领域的大型跨国企业——红豆集团。

1987年，邓小平同志肯定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他指出，在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意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又指出，乡镇企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优势之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无锡的乡镇企业获得了极大发展。无锡地区成为了“乡镇企业的王国”，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亿元县、一批亿元乡亿元村、“神州第一郊”“天下第一村”。在乡镇企业的推动下，1984年起无锡县的经济总量连续17年居全国各县之首。无锡县以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千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百分之一的乡镇企业经济总量，以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道路，创造了辉煌的发展成就，孕育了“三为主、一共同”（即以乡镇企业为主、以集体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实现共同富裕）的“苏南模式”。“四千四万”精神也自此成熟定型，以无锡县为代表的“四千四万”精神见诸《人民日报》《半月谈》《解放军报》等中央媒体，获得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

随着乡镇企业的不断发展，其原有的一些不足和弊端逐渐显露，部分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激烈的竞争浪潮中慢慢走起了下坡路。但“四千四万”精神没有过时，其仍持续彰显光芒，引领着乡镇企业自我审视、变革求生，突破藩篱、破除阻碍，寻求由内生型经济推动向外向型经济带动、由农村经济推动向城市经济带动的转变新路。1992年后，苏南模式”随势应变，一批乡镇企业加速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经过两次改制，无锡一大批乡镇企业做大做强，涌现出如海澜集团、远东集团、红豆集团、双良集团等在无锡乃至全国具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标杆，民营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二）“四千”精神推动了“温州模式”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前，浙江地区社队企业不发达，仅有一些服务于本地的个体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浙江地区的个体和私营企业逐渐发展起来。从社会成员结构来说，第一代浙商的前身绝大多数为农民。草根出身的苦难经历，使浙商更需要并逐渐形成了吃苦耐劳的“四千”精神。

20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地区的广大农民，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他们大力发展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使家庭经营成为农村产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同时通过专业市场，使农村家庭生产的小商品进入分工协作的社会生产体系，实现规模经济，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被称为“温州模式”。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刊发新闻报道《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文章提到“温州模式”，并首次提及了“四千”精神：他们“走千山万水，吃千辛万苦，想千方百计，说千言万语”，常年累月为千千万万个家庭工业采购大批原材料。“温州模式”的核心在于艰苦创业、敢冒风险、永不满足的精神。温州地区的私营企业一开始都是发扬“四千”精神起家，集中体现在温州的企业家都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创新，“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就是他们创业的真实写照。

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私营经济”概念，肯定了私营企业的积极意义，并明确提出保护私营企业的方针政策，这为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空间。浙江地区的私营企业抓住机遇，勇于创新，艰苦奋斗，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吉利集团创始人李书福就是其中一员。李书福是浙江台州的一个农民，1982年，19岁的他拿着父亲给的100多元做起了照相生意，1984年，他和几个兄弟合伙创办了黄岩县石曲冰箱配件厂，1986年，李书福自己研发出电冰箱关键零部件并组建了北极花电冰箱厂，1989年，李书福已经成为一个千万富翁，之后创办吉利公司并发展壮大，目前吉利集团已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前10位。不仅吉利集团，荣盛集团、恒逸集团、雅戈尔集团这些著名民营企业都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四千”精神的加持下一路发展壮大的。202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省有107家，数量高居全国第一，取得这样的骄人成绩，和浙江地区蔚然成风的“四千”精神密不可分。

三、新时代仍需要“四千四万”精神

“四千四万”精神，虽然形成于20世纪70-80年代，是当时中国农民冲破计划经济束缚、开展乡村工业化的精神标识，但这种创新精神、拼搏精神，已经超越了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超越了农村和乡村企业，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持久的精神力量。当前，我国正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行百里者半九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不确定性正在增加。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科技创新，但同时必然导致部分资本沉没、就业结构变化和社会矛盾增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指，我们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就今天来看，以“四千四万”为代表的拼搏和创新精神，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仍然需要传承和弘扬，需要从一个地区推广到全国，由乡村企业推广到城市各个行业。没有饱和的市场，只有饱和的产品；没有落后的行业，只有落后的思维；在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被淘汰的是“三高”企业，并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小微企业。在未来前进的道路上，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还会面临着各种困难和风险，尽管发展环境、发展方式有了很大改变，但无论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还是化解金融风险、推进高质量发展，都需要重新呼唤“四千四万”精神、重振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气”。

“四千四万”精神是我国农村经济持续改革发展的强大驱动力。江浙地区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是一部弘扬与传承“四千四万”精神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江浙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四千四万”精神不会过时，尤其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四千四万”精神在江浙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中仍不断焕发着生机与活力。同时，新时代在江浙地区已深入人心的“四千四万”精神，也应当在全国发扬。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迎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互联网+”作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农业发展，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升级，越来越多的“淘宝村”“直播村”为农村地区的农产品销售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多的农特产品在电子商务平台上销售，促进了农民的增收。要传承与发扬“四千四万”精神，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加深城乡一体化程度，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文明有机融合，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

“四千四万”精神是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四千四万”精神是支撑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孕育发展的初心力量，也是其发展崛起的宝贵精神财富。新时代，“四千四万”精神仍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依然是推动企业更快地抢得市场发展先机，更好地把握历史大潮中的转型升级发展机遇，直面新问题、新挑战，为民营经济发展插上腾飞翅膀的强大精神力量。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民营企业将跨出国门、走向世界。新时代的民营企业家们要继承与发扬“四千四万”精神，以更高的奋斗热情，更加坚定民营企业的前进步伐，推动民营企业在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大潮中披荆斩棘、乘风破浪。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已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开启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民营企业迎来了重大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必须大力弘扬“四千四万”精神，做实发展的精神支柱，更好应对未来的机遇和挑战。

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民通过计划经济时期的农产品“剪刀差”、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力（农民工）和资源（土地和资金）向工业和城市转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物质基础；那么以“四千四万”精神为代表，中国农民还提供了优秀的精神动力，新时代应充分认识和弘扬这种可贵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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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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