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四千四万”精神的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可谓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本质上看，“四千四万”精神是一种敢闯敢拼、坚韧不拔、善于突破和敢为人先的干事创业精神，是江苏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形成的主要精神象征和实践成果，它鲜明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四千四万”精神虽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区域，却在特殊性中蕴含着普遍性，充盈着普遍的人性光辉，是一种“普照的光”，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新征程上必须继续大力提倡和弘扬新时代“四千四万”精神。

关键词  “四千四万”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苏南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头脑风暴臆想出来的结果，也不是“舶来品”和“飞来峰”，而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成就。在这一过程中，苏南人民凭借“四千四万”精神，在实现（社队）乡镇企业发展和崛起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苏南的持续深入发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苏南的生动实践与“四千四万”精神的萌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汲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时代之问进行了接续性回答。他们首先从思想理论认识着手，强调要解放思想，在全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接着明确提出了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政治要求。以此为基础，党中央对内实施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的制度体制改革，对外则提倡大力引进外资，并批准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由此形成了“改革开放”的新格局。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通过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开辟的新道路和创建的新理论的凝练和概括，首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由此，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为思想指引，中国共产党不断革新观念和创新理论，形成了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成果，这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逻辑架构不断完善。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体制目标模式的形成为例。在改革开放之前，无论是资本主义阵营还是社会主义阵营，人们往往固守着“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这些传统认识使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度存在排斥市场的倾向，从而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在邓小平同志看来，生产力的落后或发展太慢都不是社会主义，否则就无法体现社会主义相比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基于此，邓小平同志突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认识框架，以非凡的理论和政治勇气创造性地提出，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它们本身并不具有制度属性，而仅仅是一种经济调控的手段而已。资本主义可以利用计划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同样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东西（如经济管理方法、理念、制度等），并不就意味着我们要实行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不仅“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1]而且还有助于大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毋庸置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是一种富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内涵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它既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0世纪50—70年代初，为了改善人民贫穷落后的生活面貌，苏南地区大力兴办（社队）乡镇企业。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广大农民群众勇于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藩篱，率先发展市场经济，采取灵活的经营方式，这些举措在全国范围内领改革的风气之先。改革开放之初，面对集体经济所暴露出的体制弊端，苏南地区进一步调整所有制结构，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大胆引进和利用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并在全国范围内率先确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社队）乡镇企业的崛起，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观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诚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2]

正是苏南人民在创办和发展（社队）乡镇企业的过程中，催生了“踏进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难万险”的“四千四万”精神。从本质上看，“四千四万”精神是一种敢闯敢拼、坚韧不拔、善于突破和敢为人先的干事创业精神，是江苏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所形成的主要精神象征和实践成果，它鲜明表征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这种宝贵的创业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下，苏南人民秉承着“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发展理念，率先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道路。易言之，苏南地区之所以能够很快摆脱改革开放之初的贫困面貌，离不开“四千四万”精神的激励和鼓舞。

“四千四万”精神深刻体现了在实现人民幸福安康的目标导向中千方百计摆脱贫困问题，不仅使诸多（社队）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初便实现了“异军突起”，而且更使人们的生活水平相比之下得到显著改善，成为苏南人民干事创业所信奉的主流价值信仰。“四千四万”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苏南的实践中生成，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重要一环，是苏南人民实践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四千四万”精神的哲学方法论意蕴

“四千四万”精神最初是由苏南地区人民在干事创业过程中形成的，带有鲜明的地域性。但对于任何一种“精神”而言，它既是一种人性和人格的彰显，赋予时代之美，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深刻表征，呈现出普遍的哲学方法论意蕴。在认识、继承和弘扬“四千四万”精神时，决不能停留于表面，而应进一步深入根本，考察和挖掘其自身固有的哲学方法论意蕴，以便于更好地指导实践。

一方面，“四千四万”精神深刻体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和规定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同时，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从而实现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互化。

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构成，“四千四万”精神之所以能在苏南地区形成，与当时的社会存在密切相关，当时本地区面临人多地少的现实窘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3]申言之，在遇到艰难险阻时，只有依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以精神的伟力冲破思想的“藩篱”、打破现实“囚笼”，才能打开事业发展的新天地。面对当时如此严峻的现实问题，苏南地区的基层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坚持解放思想，从本地具体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他们“踏尽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难万险”，从而在历史的沉淀中形成一种“四千四万”精神。这种精神合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方法导向于一体，是苏南地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能够实现快速和率先发展的精神密码。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和实实在在的奋斗。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大力弘扬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孕育的伟大精神，也需要各地方大力弘扬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所探索和孕育的先进奋斗精神。这些不同类型和风格的伟大精神相互加乘，共同汇聚成恢弘的中国精神谱系。作为苏南人民干事创业的精神标识和精神支撑，“四千四万”精神绝不能丢，它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奋斗幸福观的生动诠释，也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苏南实践的重要精神动力，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扬光大。

另一方面，“四千四万”精神深刻体现了实践与真理的辩证关系。真理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是标志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真理的内容具有客观性，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客观实践。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真理性命题的出场路径看，它正是在乡镇企业、大包干等一些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中发轫、成长并不断接受检验的。

事实上，“四千四万”精神中所包含的“踏”“吃”“说”“历”这几个词，本身即带有鲜明的实践性，它们深刻表征了苏南人民不怕吃苦的奋斗精神。正是长期以来在践行“四千四万”精神的具体实践中，苏南人民不断丰富和检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真理性命题。一部改革开放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社会转型史。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几乎每次在社会发生重要转型的关键节点，以“四千四万”精神为文化底蕴的苏南人民，总是能够抢抓时代机遇，不断在制度体制、经营方式、人才引进等方面大胆地改革创新，从而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地方性经验，这正是从邓小平同志到习近平总书记屡屡要求江苏在全国实现率先发展的精神要义所在。总之，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人民不仅在践行“四千四万”精神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理性，还在实践活动中反复检验和发展这个真理，这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新时代“四千四万”精神激励苏南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力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党和国家发展的鲜明主题，根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变化，适时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科学论断。从历史来看，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政党自身看，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从群众面貌来看，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从伟大事业来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从社会运动来看，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4]

2023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希望江苏继续真抓实干、奋发进取，在高质量发展上继续走在前列，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实现良好开局，为全国大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5]立足新时代，力争在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新时代“四千四万”精神应运而生，与“四千四万”精神在内容方面不尽相同，但两者在实质上一脉相承，其精神底蕴都是要求创新和奋斗。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苏南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大力弘扬新时代“四千四万”精神。

第一，要积极适应时代的“千变万化”。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在大变革的时代语境下，苏南要实现快速发展，既不能因为出现一些不良现象而持怨畏心理，也不能被动地死守传统思维理念，而是要积极适应时代的千变万化，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准确把握世界大势，谋划应对之策。只有及时准确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苏南才能实现发展速度快和高质量发展的综合目标，这对于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第二，要主动经受创新的“千锤万炼”。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只有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创新，企业才能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发展的主动权。一方面，在企业发展中，苏南企业家要立足实际，继续勇于在制度体制上寻求新的突破，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利益的有效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企业的经营方式也在不断拓展和创新，微商、代购、直播带货等新的经营方式层出不穷，广大企业家要在积极适应这些新变化的同时，也要优化和创新经营方式，充分利用和发挥数字经济优势，加快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高企业的创新竞争力。

第三，要在发展的前沿展现“千姿万态”。统观苏南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之所以长期保持领先优势，一个关键原因即在于能够在市场发展前沿问题上谋好篇、布好局。一方面，苏南企业要立足于世界市场发展的最前沿，瞄准国际标准提高发展水平，努力探索创新发展的好模式、好经验，尤其是要着重集合科技力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绿色制造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重大突破。另一方面，市场的需求具有鲜明的多样性，苏南企业应根据自身的独特优势，在市场发展最前沿不断探索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自觉实现差异化和多样化发展，尽量避免同质化倾向，努力在本区域内打造和形成高端产业的完整产业链。

第四，要在新的征程上奔腾“千军万马”。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化，大力倡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仅将原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定位进一步提升到了“决定性作用”的新定位，而且还多次专门召开企业家座谈会，这对于开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人才是企业创新的根本主体，苏南应不断改善营商环境，以开放、服务、创新、高效的发展环境吸引海内外人才和企业安家落户，从而推动各类企业在苏南形成“千军万马”的奔腾之势。

综上所述，“四千四万”精神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苏南地区实践的生动写照，具有丰富的语义内涵和象征意义。这种精神虽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区域，却在特殊性中蕴含着普遍性，充盈着普遍的人性光辉，是一种“普照的光”，既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价值穿透力，又是企业家精神的题中之义和重要构成，必须大力提倡和弘扬。诚如李强总理所说，虽然现在创业的模式、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当时那样一种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创业精神，是永远需要的。立足于新时代的江苏发展新方位，我们要坚决继承和弘扬好“四千四万”精神和新时代“四千四万”精神，不断开辟高质量发展新境界，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贡献更多的江苏方案。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6.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01.

[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8.

[5]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N].人民日报,2023-03-06（0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研究”（编号22&ZD002）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研究”（编号22AZD003）的阶段性成果。

（王刚系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朝庆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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