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公地悲剧”理论阐释了公共物品的困境及其产生的原因。当前，公共文化建设模式及公共文化物品的供给存在类似“公地悲剧”问题：一方面，政府供给的公共文化物品供给不匹配；另一方面，民众因为供给不匹配导致对现有公共文化物品大肆浪费。“俱乐部产权（物品）理论”为解决当前公共文化建设问题提供了有效支撑。要消解公共文化物品的供给困境，先要解决公共文化物品的供需匹配问题，同时要解决公共文化物品使用过程中的“公地悲剧”问题。
关键词  公共文化建设；“公地悲剧”； 治理之道；俱乐部理论

一、问题缘起与理论建构

（一）问题缘起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共物品因为具有消费上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容易产生外部性和“搭便车”行为。如果由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提供公共物品，其结果要么是供给短缺，要么是消费闲置。因此，公共物品的供给只能由政府通过区别于市场机制的需求显示偏好和税收实现。然而，市场不能自发地或者高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提供或者有效率地提供公共物品。基于此，学界提出了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包括政府、公共部门、多中心（包括政府主导及市场竞争主导）等。
我国学界对于公共文化物品供给主体的讨论，也部分吸取了上述观点。我国学者提出了公共文化供给的三主体论：一是政府主体论，即政府是公共文化物品供给的主体，中国社科院李景源研究员为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李景源，2007）；二是市场运作论，即市场在公共文化物品供给方面具有先天优势，人大教授毛寿龙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毛寿龙，2008）；三是综合论，即区分不同公共文化物品性质，采用不同供给方式，国内也有部分学者持这种观点。这些理论廓清了公共文化物品的属性，有力地推动了公共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市场的繁荣。尽管如此，已有研究依然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在区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属性的基础上，政府成为公共文化物品供给的主体，引发了公共文化物品的输入式供给问题。输入式的公共文化供给占据主导地位，市场、社会等多元力量参与公共文化物品供给的途径和积极性被压制。二是输入式公共文化物品供给存在忽视民众的主体性和自主性问题，也即供需失衡问题。供需失衡不仅会导致公共文化物品出现“公地悲剧”和“搭便车”现象，而且会造成浪费。

（二）理论建构 

文化物品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意味着增加一个人对此类公共物品的消费，不会影响、也不减少其他人对其消费，同时也不会增加生产该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根据公共物品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的有无来划分，可将公共物品分为四类，如下表：

上表说明公共物品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纯公共物品，即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比如国防；第二类公共物品的特点是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却可以较轻易地做到排他，布坎南将这类物品形象地称为俱乐部物品（club goods），如公共图书馆；第三类公共物品与俱乐部物品刚好相反，即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但是却无法有效地排他，这是公共池塘资源物品。学界将俱乐部物品和公共池塘资源物品通称为“准公共物品”，即不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准公共物品一般具有“拥挤性”的特点，即当消费者的数目增加到某一个值后，就会出现边际成本为正。准公共物品到达“拥挤点”后，每增加一个人，将减少原有消费者的效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延续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区分。当前我国公益性文化事业的供给和消费是属地主义的，供给是地方财政，消费是地方民众，这使得公益性文化事业是俱乐部物品。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物品既具有商品属性，也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属于公共池塘资源物品。从这一角度而言，二者都为准公共文化物品。

二、J市公共文化物品的发展历程与演进

（一）J市农民画的发展历程

J市农民画起发于“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江南水乡，艺术创作灵感来源于灶头画、蓝印花布、剪纸、刺绣、建筑等民间艺术，从稻作、纺织、民俗等地域文化中吸纳精华，既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又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创作的主体生活的土壤是息息相关的。

20世纪50年代末，为配合当时的生产运动，一些有一定艺术素养的农民一手拿锄头，一手执画笔，纷纷用最简单的图案表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在政府文化机构的组织、扶植下，创作农民画开始成为一种群众性的文化艺术活动。1983年，J市文化馆为迎接《全国农民画展》和《Z省首届工农画展》，组织了9名农民美术爱好者，创作出了一批农民画，选送了14幅在Z省首届工农画展会上展出，获得很高的赞誉。其中有7幅作品获奖，3幅被Z省选送参加全国农民画展。其中一幅作品获得全国农民画展一等奖，另外两幅作品被列为文化部出国展品，J市农民画从此步入艺术殿堂。

改革开放后，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文化部门的指导下，J市培育了一大批乡土画家，这些农民画家用画笔热情描绘江南水乡农家的生活、富裕起来的现代农民生活的真实景象和J市当代新农村建设的新风貌、新气象，充分显示了当代中国农民的文化素质、精神面貌和艺术风采。

进入新世纪，J市历届党委、政府把“建好一个基地、抓好一支队伍、抓出一批作品、打响农民画品牌”作为全力打造“J市农民画画乡”建设的总目标。2006年5月，J市出台了《J市画乡建设规划(2005年—2015年)》（以下简称《规划》），建立了金额达100万元的“J市农民画”建设专项基金；《规划》明确规定，通过10年努力，到2015年，初步构建起J市农民画艺术展示体系、农民画人才资源培育保护体系、农民画宣传推广体系、农民画发展全国论坛体系和农民画艺术产业发展体系等“五大体系”，充分展示区域文化特色，使农民画成为Z省重点民间艺术品牌项目。当地宣传部门把农民画当成地方公共文化建设（包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基层公共文化等方面建设）的一面旗帜，不仅将一些农民画家身份从农民转换为当地文化馆的专职人员，而且每年为此投入了大量资金。

（二）J市农民画的演进

首先，J市农民画由政府文化部门扶持发展。农民画创作成本较高。农民画每一幅作品都采用手工创作，不存在复制和临摹，因此，每一幅作品的创作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创作时间通常会比较长，创作成本较高，产业规模较小，往往投入越多，亏损越多。J市党委和政府将农民画作为J市的一个文化标识，通过政策推动与扶持促进农民画的发展。无论是骨干培育、基地建设，还是作品推广，政府投入巨大。在创作基地方面，20世纪80年代，当地文化馆只有美术创作室；1997年，当地财政投入300万元建立了3000平方米的农民画陈列馆；2001年，耗资2800万元建立了农民画艺术中心；2011年，又投入4000万元建立了8650平方米的农民画艺术中心。这些艺术中心一直沿用至今。

其次，J市农民画创作队伍由政府文化部门出资推动。针对J市农民画创作题材狭隘、原创性不够、创作盲目性大、与市场需求不对接、作品不够精细、缺少精品力作、农民画主题与内容缺乏吸引力、农民画后继乏人等问题，自1983年至今，J市的区、乡镇两级每年举办各种农民画创作培训班，组织农村青年参加专业培训。1990年6月，当地农民画家成立了“J市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画友会”民间非盈利社会组织，吸纳当地对农民画感兴趣的画友。2009年，为了给农民画作者搭建更多、更好的交流、展示平台，又成立了J市美术家协会、文联等组织。通过政府搭台，农民画家唱戏的方式，促进当地农民画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最后，J市农民画由政府搭建平台加以推广。迄今为止，J市已连续举办了数届“中国农民画艺术节”和“中国当代民间绘画画乡作品邀请展和理论研讨会”。2009年9月，《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蹲点采访J市农民画，并整版发表了《跟着农民学画画》介绍当地农民画。同时，J市农民画“走出去、请进来”，多次走出国门，成为全国农民画的领头羊。如组织优秀作品到国外友好城市进行展览展示，鼓励画家赴国外举办个人画展，组织来访的国外代表团参观农民画展览，组织画家参加国际性的绘画比赛等。

三、公共文化物品的供给困境及原因

（一）以J市农民画为代表的公共文化物品供给困境

尽管J市和其所在的Z省对于公共文化物品供给投入巨大，但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一是供给中供需不匹配，也就是民众的需求和政府的供给有偏差。二是城乡之间产生错位，经常将城市的偏好输入农村。三是城乡之间供给不平衡，城市的公共文化供给明显优于农村。四是供给内容单一、层次较低。这主要源于输入式公共文化物品供给模式存在弊端。

（二）以J市农民画为代表的公共文化物品供给困境的原因

首先，输入式公共文化物品供给模式在供需方面存在偏差。各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决策时反映的是政府的政策偏好而非当地民众的习俗偏好。众所周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民众的分层化倾向较为明显。不同阶层民众有不同的公共文化物品偏好，如果不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就无法切中民众喜好，从而偏离民众需求，结果就是公共文化物品出现供需错位。同时，输入式公共文化物品供给模式也难以持续，造成公共文化物品的闲置和浪费。

其次，输入式公共文化物品供给模式也会形成公共文化建设在各地区、各村社之间的分布不均。当前，输入式公共文化供给主要是以项目制方式下沉资金和资源，而项目制在实践中会受到诸如政绩、形象、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将有限的项目资源投入到本身条件已经很好的地方，从而形成条件越好的地方越容易得到公共文化物品投入、条件越差的地方越不容易得到公共文化物品投入。由此导致出现公共文化物品的富者益富、穷者益穷的马太效应。

最后，输入式公共文化物品供给模式并未促进村社自助互助文化发展模式的形成。村社自助供给的公共文化建设模式无法兴盛，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村社过于依赖输入式的公共文化物品供给，忽视村社成员的自主性和需求；二是输入式公共文化物品供给的“搭便车”困境。因为输入式公共文化物品供给基本属于无法排他的准公共物品，因此，“搭便车”的人会越来越多，这又从另一面破坏了村社公共文化物品自主自助内生的动力。

四、公共文化物品供给困境的消解

（一）消解公共文化物品供给困境的理论支撑

针对以J市农民画为代表的公共文化物品的供给困境，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学者詹姆斯·布坎南的“俱乐部产权（物品）理论”提供了一种探索和解决思路。布坎南认为由于公共物品使用者之间的交易费用带来的过度使用和拥挤现象可由“俱乐部产权”解决，由俱乐部提供的公共物品被称为“俱乐部物品”。布坎南的俱乐部产权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排他性。即只有具备某种资格、并遵守俱乐部规则的各个成员组成的社团才能占有和支配俱乐部财产，并享受相应的权利，非俱乐部人员不能享有社团产权的收益。二是不可分割性。俱乐部产权不同于私有产权的重要特点是，俱乐部产权在社团成员之间是完全不可分的，即完全重合的。因此，即使每个成员都可用社团财产来为自己服务，但每个成员都没有权利声明这份财产是属于他的。三是俱乐部成员的有限性。作为俱乐部产权，不论其对成员条件的要求是什么，其成员人数都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只有一些人能够成为俱乐部的成员和分享其产品，而不是所有人。如果一项资源什么人都可以享有，那么这项资源的产权就是公共产权，而非俱乐部产权。本文沿着俱乐部物品的路径思考当前政府公共文化物品供需之间的张力问题。“任何集团或者社团因为任何原因决定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的商品或服务，都将被定义为公共商品或服务……包括‘公共性’程度从0到100％的其他一些产品和服务。”

俱乐部理论的核心包括两方面：一是从公共物品生产的成本分摊考察，随着某一个社区(俱乐部)接纳新的成员，现有社区(俱乐部)成员所承担的公共物品生产成本就由更多成员分摊，从而相对降低其负担；二是从公共物品的消费来看，随着社区(俱乐部)接纳新成员的加入，会使社区(俱乐部)更加拥挤，从而公共物品使用更加紧张，若不相应地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现有社区(俱乐部)成员原来对公共物品消费的数量与质量都不能维持。于是，一个社区(俱乐部)的最佳规模，就在外部不经济所产生的边际成本正好等于由于新成员分担运转成本所带来的边际节约这一点上。俱乐部理论解决了当前政府公共文化建设的问题，既有效维持了村社的自主性，又能够降低政府主导的输入式公共文化物品供给的“公地悲剧”。

（二）消解公共文化物品供给困境的路径

为了消除前文描述的准公共文化物品的供需张力，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首先，按照俱乐部理论提出的生产成本分摊来考察公共文化物品的供给和消费。当前，政府供给的公共文化物品的供需都是按照行政边界或地理边界划分成员资格。而这种成员资格又或多或少地具有血缘、地缘或业缘关系。这些具有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的村社成员对公共文化物品的需求相近或相似，这与俱乐部物品类似，能够最大程度地消除“搭便车”行为，降低供给成本。

其次，按照俱乐部理论推进公共文化物品的供给和消费。俱乐部物品的产权既具有一定排他性，又具有产权不可分割性，消费成员有限性。在此基础上的公共文化物品的供给能够有效避免其过度使用或闲置。从这个角度而言，政府的主导性与基层村社的自主性能够产生交汇和有机衔接，中国特色的公共文化物品的供给和治理之道也由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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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教授、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江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