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城市文化形态与城市区域文学间的深刻勾连是城市区域文学研究的基础。作为“城市”的区域文学既受到区域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也参与到城市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二者彼此影响彼此成就。本文以苏州为例，在廓清苏州城市文化历史渊源与丰富面相的基础上，即阐释苏州城市区域文化形态的同时，进一步探究“苏州”作为“城市”的区域文学品格与风貌。

关键词  苏州；城市；区域文化；历史生成

城市与文化的关联似乎是天然缔结的。每座城市的文化发展不仅烙印了历史的轨迹，也暗示着现在的态势与未来的走向。本·哈莫认为：“废墟、遗址与城市建筑显示了过去对现在不断产生影响的环境……由于废墟是过去的碎片，是凌乱地充斥着现在的物质残骸，它使城市文化的现实昭然若揭，在此，过去萦绕着现在，恰如精神分析学致力于揭示过去作用于现在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城市都被萦绕着，他们是过去生活、过去城市的灵魂和积淀。”当然，过去城市的“灵魂”，不仅包含了遗址与废墟等物质性实体，更内蕴了精神意象和价值符号等象征性经验，而文学正是最具代表性的“想象城市”的方式。因此，在梳理城市文化的历史生成后，作为“城市”的区域文学品格与风貌也自然显现出大致的轮廓。

一、商业都会的历史发展

苏州的城市雏形为公元前561年建立的阖闾大城，设计者为吴国的名相伍子胥。阖闾大城的建造一方面是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有效吸纳越族的原住民，实现双赢的政治效果。据《越绝书·吴地传》记载，可大致还原阖闾大城的原貌：“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陆门八，其二有楼……阖闾城外有郭，城内有小城。”周元王三年，越灭吴，阖闾城荒废。周显王三十五年，楚又灭越。周赧王五十三年，楚国以“江东”地封春申君。春申君在阖闾城的废墟上，重建城池，并有所扩展。汉朝司马迁南游至此，谓：“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城内生活的人们充分利用江南平原和毗邻太湖的地理优势，积极生产农作物、捕获水产品。统治者也在此基础上开设进行交换的集市，并设置“市吏”一职专门管理市场的事务。整个城市表现出对生产生活的热爱与重视，为苏州日后高度自由化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吴王阖闾的励精图治与伍子胥等人才的出谋划策下，吴国称雄于东南，苏州也由此迎来了第一个高光时刻，也是历史上唯一成为国都的时期。然而好景不长，伴随着“卧薪尝胆”的故事，吴国走向末路。

在以后的几百年发展中，苏州虽未重现往昔的辉煌，却也幸运地躲过了一次又一次因朝代更迭带来的战争、灾难与伤痛。隋朝时期，南北大运河的贯通为苏州城市的发展点燃引擎。对于全国来说，便利的交通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尤其扩大了商品贸易市场。而对于处在南运河中段的苏州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机遇，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苏州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按下了“快进键”。唐朝以来，苏州发展势头更为迅猛，杜牧、刘禹锡、白居易等诗人均在诗中提及苏州，赞美其繁华景象。范成大在编撰《吴郡志》时，更认为苏州的整体发展在该时期当属江南首位，“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到了宋代，宋室南迁，虽有偏安一隅的无奈，但或多或少为江南地区增加了政治筹码，使江南地区取得更大的经济发展优势。此时，已成为江南重镇的苏州，各个领域发展水平均位于全国首列。在元代，苏州的发展虽受到了蒙古少数民族政策的负面影响，但民间出现了一批自行发起的工商业组织，如粮船公所、机圣庙、吴郡机业公所等，不仅成为后来具有近代工商业气息的行业商会的雏形，也大大刺激了消费型城市的形成，加速了苏州社会的城市化进程。

明朝伊始，苏州的发展之路历经坎坷：先是在明初的统一过程中经济遭到了破坏，随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受着政治高压。元末，张士诚领导的起义军纵横江浙一带，沉重打击了元朝统治者。后来，张士诚自封吴王，与朱元璋分庭抗礼。在经过十个月左右的胶着战争后，张士诚战败。但朱元璋对其曾统治过的地区，如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等仍有所忌惮，因此这些地区遭受了朱明王朝的苛政。渡劫如此，苏州仍保持了城市活力与发展弹性，在明末成化年间得以复苏，并于清初达到最鼎盛的阶段。要注意的是，尽管此时苏州的政治地位较高，但其城市空间结构完全不同于北方的核心城市北京。北京是以天子明堂（故宫）为中心逐层逐级向四周延伸，而苏州的城市空间是以坊市为中心向各个方向扩张。前者象征着以君臣为中心的政治伦理观念在城市空间的具化，后者的“膨胀”则是在工业、贸易等经济资本的驱动下进行的。

二、苏州的城市形象

高度发达的经济资本不仅带来了城市的地理空间扩张、孕育了早期的现代城市雏形，也使苏州逐渐具备了近代都市的基本条件。在城市化进程中，苏州的近代民族工业强势崛起，催生了许多崭新的现代行业与职业，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城市经济链条——新兴服务业、交通业、出版业、娱乐业等一系列行业，经济空间快速拉伸拓展。由此，苏州的工商业人口比重大幅度提高，城市化程度位居全国首位。但要明确的是，这种城市化并不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盛行的“摩登化”，而是一种“前现代化”。这一阶段虽也会发生现代化转型，但受封建帝国的社会属性和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而呈现出本土化特质，表现为以下四点：（1）转型以不改变农耕文明社会本质为前提；（2）此种类型的商业并不能产生一种物品的全能性交换；（3）以货币权威摧毁权利体系而形成的“人人平等”的城市公民概念并未实现；（4）始终未曾进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体系中。基于此，苏州等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在本质上仍属于中国式古典城市，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型现代都市。当然，并不仅仅是苏州这一座城市失去与世界接轨的机遇，整个中华民族都遗憾地与世界发展的浪潮错开了，最终不得不以一种痛苦的方式面对席卷全球的现代化，而这是后话了。

尽管如此，苏州展现出了萌芽中的工商文化试图摆脱农业文化的最大努力，为市民文化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夯实的物质基础，也暗示了市民文化的来路与去路。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市民文化成为苏州城市文化形态中的主流，在各方面均表现出对市民生活的热情讴歌、对享乐主义与时尚元素的极致追求。如在民俗上，外出游玩之风盛行，在各个时节均能看到达官贵人放舟游览的身影。平常百姓也热衷于参与中秋歌会、重阳节赏菊登高等各项活动。在饮食上盛行“船菜”，即在泛舟载酒欣赏美景的同时品味美食。日常饮食中，无论正餐、小食，都要力求精美，且多铺张浪费，“席费千钱而不为丰，长夜流酒而不知醉矣”。（〈清〉钱泳《登楼杂记》）至于宴请宾客，更是极尽奢华之能事，达到了“一席之盛，至数十人治庖”的程度。在《武林旧事卷六》曾详细记载过一次菜肴多达200多种的盛大宴会。至于装食物的器皿在当时也是极为考究的，明代末年“必用木漆果山如浮屠样，蔬用小磁碟添案，小品用攒盒，俱以木漆架架高”。在服饰上，苏州的棉制品与丝织品种类繁多且款式新颖，引领全国的时尚潮流，被称为“苏意”“苏样”（“吴样”）或“苏式”。“衣则忽长忽短，袖则忽大忽小，冠则或低或昂，履则忽锐忽广。造作者以新式诱人，游荡者以巧治成习。”苏式穿搭有时过于超前、奢靡，难免有“奇装异服”之嫌。褚人获曾编《吴下歌谣》反映苏州人穿衣的随意性与浮夸度：“苏州三件好新闻，男儿著条红围领，女儿倒要包网巾，贫儿打扮富儿形。一双三镶袜，两双高底鞋，倒要准两雪花银。”

不妨将苏州的奢侈之风理解为一种“过为已甚”的精致生活态度。尽管并不可取，却在全国范围引领风尚。一时之间，苏州在器物使用、妆容起居、日常饮食、书画古玩等方方面面都表现出“引领者”之姿。王士性曾在《广志绎》中评价苏州人“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写道：“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这并非一种文学的夸张，而是当时繁盛市民文化生活的风向标。关于此番景象，国外研究者曾评价道：“这个城市以享乐主义闻名。马丁·马丁尼(Martin Martini)在他的著作中认为，这里对于酒色的享乐已经达到了最高的层次，特别是在花船中，这些花船的奢华甚至是很多精美的豪宅难以相比的。” 这种带有鲜明享乐色彩的物化生活方式自然得益于苏州雄厚的城市经济实力支撑，却也是城中居民人生目标的真实演绎。以精明能干、开拓求富著称的苏州人骨子里追求的是一种闲适安逸、体面考究的生活状态，经商与仕途仅仅是实现这一人生目标的手段。据清代文献记载，吴人“多闲情韵事，如饮酒则严觞政，试茶则斗茶具，手谈则讲弈谱，炉必求宣款，砚必贵端溪，图章必求冻石，装潢卷轴必仿宣和，旁及种菊艺兰，能谙物性燥湿寒暖之宜”。可见，苏州的“雅”（雅致生活）、“俗”（享乐主义）之趣在某种意义上并不相悖，而是相辅相成的。殷实的经济基础滋养了文化事业，丰富的文娱活动充盈了精神生活，反过来积极促进物质生产，进一步建构出具备范例作用的城市模式和立体饱满的城市形象。

三、市民文化的文学表现

依附于雄厚的经济实力，苏州的市民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苏州的“雅”（雅致生活）、“俗”（享乐主义）之趣也集中于市民文学中。质言之，因市民社会的崛起，小说、戏剧等新兴文学品种打破了旧有的以诗文为核心的经典文学秩序，生成了一种巨大的民间力量。

在文学社群中，才华横溢的“吴中四才子”之祝允明、唐寅、文徵明虽考取功名之路坎坷，但其作品洒脱恣意，常透露出市民情趣，如对日常生活的肯定、对生命的留恋享受、对凡俗事物的热爱。他们被认为是“混迹于市井的下层文人群体”代表，尽显吴地纵情欢娱的文化风尚。又如民国时期苏州通俗作家群体与南社群体，即便闯荡于都市上海，骨子里仍是有着“三楼情结”（茶楼、酒楼、青楼）的乡邦文人，而非精英知识分子，其文化追求或明或隐地流露出对世俗生活的艳羡。又如“鸳鸯蝴蝶派”主编的期刊名称《游戏杂志》《游戏新报》《游戏世界》《香艳小品》《销魂语》《消闲月刊》《消闲钟》《消遣杂志》，栏目名称“游戏文章”“岂有此理”“博君一粲”“天花乱坠”“瀛海奇闻”“袖里乾坤”“滑稽谱”等，皆体现出一种游戏人生、娱乐至上的不严肃态度。但若辩证地来看——通俗作家群体的“娱情倾向”却也真实寄托了普通大众对世俗幸福的强烈向往和美好愿景，具有慰藉心灵的正向暗示作用。

文学创作上，如诗歌中的苏州：张继的《枫桥夜泊》、杜荀鹤的《送人游吴》、范仲淹的《观风楼》、苏子美的《过苏州》……众多诗人中，白居易与苏州的渊源最深。他因曾担任过苏州刺史，留下了许多咏颂苏州的诗文，包括《城上夜宴》《登阊门闲望》《客》……这些诗作的主旨各有不同，却都直观地展现了苏州的城市魅力，如提及苏州人民的雅闲生活、古都水城的美妙风光、万家烟火的繁荣面貌，间接丰富了苏州的城市形象。文赋中的苏州同样市廛昌盛，如孙觌的《普明禅院记》、文徵明的《记震泽钟灵寺崦西徐公》、王锜的《寓圃杂记》……历史上也有为苏州城单独立传的作品，包括吴均的《吴城赋》、莫旦的《苏州赋》等。地方志中的苏州——宋代的《中吴纪闻》、陆广微的《吴地记》、范成大的《吴郡志》、王謇的《宋平江成考坊》、孙代的《五府分藩公署记》、嘉靖年间的《吴县志》、袁景澜的《吴郡岁华纪丽》、童寯的《江南园林志》、顾颉刚的《苏州史志笔记》等资料，详尽地记录了宋代到近代以来苏州的城市变迁和文化承袭。以上文献既包含大量的自然山水刻画，也涵盖丰富的人文掌故描绘，兼具文学和史学的双重价值。此外，诗歌中的竹枝词（竹枝词是一种明快简练、小巧轻盈的诗体，具有活泼轻松、通俗易懂的特质，广受市民大众的喜爱）亦成为极具市民化特色的城市文学风尚。清朝时期，苏州文坛涌现出大量吟咏风土的竹枝词作品。在现存的1000余首诗中，大多以作者的所见所闻为主要内容，也穿插着诸多岁时趣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苏州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社会风貌。戏剧与小说中的苏州市民文化同样丰富斑斓，这些作品绘声绘色地展现了苏州的饮食之欲、声色之乐与市廛之盛。戏剧名家沈璟的《四异记》《巫举人痴心得妾》不仅采用了大量的苏州方言俗语，所塑造的戏剧形象也多为下层市民，真实地还原了苏州社会的各个角落，展现了市民生活的人情百态。小说《红楼梦》一开篇也写道：“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这“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便是苏州，当贾府想要购置生活奢侈品时，便派人去往采购。此时的苏州不仅拥有种类繁多的生活用品，更有着不计其数价值连城的手工艺品，是普通市民的采购胜地与望族的购物天堂。到了近现代，苏味十足的小说在文坛亦大受欢迎。延续传统小说一脉的有《孽冤镜》《霣玉怨》等通俗小说，既展现了商业性的现代都市与市民俗世精神的高度融合，也暗含了经济中心从苏州到上海的时代变迁。在新文坛反响甚大的是叶圣陶，他的《潘先生在难中》传神地刻画了苏州城镇的小市民阶层，披露其自私、猥琐、卑微等灰色特质。更难能可贵的是，叶圣陶融现实讽刺和风俗讽刺于一炉，一针见血却笔调持重，开启了现代文学对市民社会的深刻批判之路。

文学活动方面，苏州评弹最具代表性。评弹为评语与弹词的合称，苏州评弹即由苏州话说唱的评语和弹词。内容上或为金戈铁马的历史演义和惩恶扬善的侠义事迹，或为儿女情长的传奇小说和妙趣横生的民间故事。语言上用苏州方言，主张通俗生动、抑扬顿挫；叙事上娓娓道来，强调“关子书”（即卖关子、制造悬念来吸引听众）；表演上十分注重演员“说、唱、做、嚎”四项基本功。苏州评弹以通俗的、轻松的方式突显了苏州市民文化的生动情形和苏州城市生活的别样乐趣，成为广大民众最乐于参与的文艺形式之一。到了清朝乾隆时期，评弹的表演越发兴盛，在各大茶馆书场甚至是乡镇都流行开来。此外，吴地民歌与昆曲也是广大市民群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前者多以情歌为主，内容多反映市民对真挚情感的热烈追求和对个人自由的强烈向往，间接展现了苏州独特的风土人情与市井风貌。冯梦龙曾采录宋元到明中叶流传于民间的大量民歌辑录为《山歌》《挂枝儿》，引起颇大反响。后者即苏州戏，以唱腔婉转、念白儒雅、表演细腻、舞蹈飘逸著称。明朝后期，在魏良辅等民间乐家的改革、文人的倡导、商人的赞助下，迅速流行于全国各地，深受市民大众喜爱。此外，闺秀诗人——翁孺安、渔家女许兰的出现也彰显了苏州文化的包容度，即文风不限于士人阶层，已下移至畎亩渔猎之家。

四、结语

作为商业都会闻名遐迩的苏州，凭借强劲的经济实力开创了以市民文化为主导的文化风尚。而在市民文化为主导的城市文化形态作用下，苏州的文学风貌呈现出“世俗”的基本价值取向。对苏州市民文化流变的梳理以及城市文化形象的勾勒并非简单的史料整合，而是试图挖掘现象背后的城市文化性格。事实上，唯有对城市文化风习进行根性溯源、廓清其城市文化形态的“来路”，即准确阐释苏州城市区域文化形态，才能使城市的区域特色有效地切入流动性的文学中，从而更精准地建构苏州区域文学史，为城市区域文学研究注入新的血液与能量。

参考文献：

［1］刘士林,朱逸宁,张兴龙,严明.江南城市群文化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9).

［2］李洁非.城市文学之崛起:社会和文学背景[J].当代作家评论,1998(3).

本文系2022年度辽宁师范大学新进博士科研启动项目《江南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以苏州、南京为例》（编号2022BSW0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