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历史文化名人数量一直位居各省前列，从晋代的“高人文士，云从景合”到明清的“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历代名人辈出，人文鼎盛，显现出经济日益发达和名人汇集的景象，数量上与江苏分列一二位，就人口量比和密度来看，浙江名人数量稳居全国第一。但是，近年来，受城市化进程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大量名人遗迹遗存用途变更、毁坏或湮废，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情况堪忧，改变这种现象的呼声也日益强烈。绍兴有“名士之乡”的赞誉，在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教训，以其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对浙江省内外城市的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工作提供些许借鉴。

一、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困境

本文所讲名人主要指的是历史文化名人。受时代特征、经济发展需要、社会文化变迁和主流价值文化等众多因素影响，历史文化名人享受的保护“待遇”参差不齐，也导致“隐性名人”和“主流名人”这样的专有名词出现。“隐性名人”指的是有价值却长期隐没得不到重视的名人，与当前时代热、社会热和网络热的“主流名人”相对。那么，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工作有何困境，“隐性名人”与“主流名人”在保护利用中是否存在资源配置“竞争”？

1. 时空隔阂与代际传播问题严重，文化名人生存土壤渐趋贫瘠。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化，社会文化多元化，原有的传统文化价值观遭遇危机与挑战，一些时代久远，与时代经济尤其是与当地经济文化需要密切性不大的名人及其文化资源备受冷落或是惨遭破坏，淡出社会视线，甚至不少地区出现丑化历史名人和为丑角翻案的现象。

2. 名人的界定与划分标准模糊不清。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科技、文化、经济、军事等领域诞生了无数类型的名人，他们在历史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散落各地的名人及其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受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状的制约，认知水平不一，部分地区对名人的界定模糊不清，认识存在偏差，尤其是对什么样的人算名人，什么样的故居算有保护价值的名人故居等问题上的认识，结果往往会左右某些“隐性名人”的命运。

3. 城市更新、文化认知和经济水平限制“隐性名人”生存。名人往往与名居名迹相伴随，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首要工作就是保护名居名迹。截至目前，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已公布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799个，划定历史文化街区873片，确定历史建筑2.35万处，将文物保护职责全面列入地方政府责任清单，以加强对历史文物和古建筑的保护，但是入选保护名单的只是少数，“守望精神”显得更加重要。

二、绍兴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情况

随着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和文化效益的显现，各省市越来越重视历史文化资源，不遗余力的挖掘以彰显地方特色。浙江省也作出统筹推进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指出发展要注重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结合、现代都市与田园乡村融合、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汇，彰显浙江人文韵味之美，探索“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新模式。绍兴在这方面有优势，作为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氤氲千年，有“名士之乡”赞誉，但是总体来讲，绍兴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工作是在曲折中发展的。 

（一）名人文化资源保护的实践与思考

绍兴建城已有2500余年历史，自先秦奠基性的开发和后世的持续发展，地区山水秀丽且经济富饶。在越地出生或迁居于此的名人，形成国内罕见的包括帝王将相、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教育家等名人在内的区域名人群体，衍生出传播力极强的名人文化效应。据统计，上自唐朝下迄清代，绍兴的文武进士就有三千人之多，清人称之为“代有闻人，守斯土者皆辅相之才，生斯土者皆菁华之彦”，毛泽东同志称之为“鉴湖越台名士乡”。

名人遗迹遗存是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重要对象。一直到近现代，绍兴古城总体格局比较稳定，新中国成立后，以“鉴湖女侠”秋瑾为代表的名人故居多次整修，改革开放后，绍兴以“轻工业”“水乡”“文化胜迹”为核心制定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修复了沈园、大通学堂、越王台、吕府、周恩来祖居、王羲之故宅及蔡元培故居等文物建筑，划定文保单位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后续又重点围绕鲁迅故居开展历史街区保护工作，编制修订历史街区保护规划，到新千年开始，在绍兴古城形成五大历史街区格局，“王羲之史迹陈列馆”“陆游纪念馆”“青瓷陈列馆”“秋瑾史迹陈列馆”“鲁迅纪念馆”“周恩来祖居纪念馆”“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名人博物馆”等名人馆相继成立，名人故居遗迹保护工作不断进步。

名人文化研究与宣传是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重要内容。绍兴名人文化研究与宣传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政府和高校层面举办学术研究、文化宣传和文化活动，目前主要依托大禹、王羲之、王阳明和鲁迅等名人，利用书法节、名人研讨会和专项文化工作开展宣传研究。二是各类名人研究组织和机构。目前，绍兴市社科联主管的学会研究会共有43家，其中名人研究会有周恩来、鲁迅、蔡元培、秋瑾、王阳明、范蠡和陆游7家，研究成员多为地方高校教师、史志文博等部门专家、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和民间乡贤等，名人研究会、越文化研究会等民间组织也发挥了突出作用。名人研究著述逐年累计增长，但是对外传播实效仍然受主客观因素影响。

（二）存在的问题

1. 未能合理统筹保护利用，名人“梯队化”现象严重。绍兴有历史影响和现代价值的名人太多，不完善的保护利用政策，导致多年来学术资源过于聚焦鲁迅和大禹等少数“一梯队”名人，其他历史文化名人的关注度、学术资源配置和遗迹保护工作参差不齐，部分名人淡出视线，遗迹遭到破坏或荒芜，成为本地的“隐性名人”，在外地却炙手可热。

2. 文化产业未能有效对接绍兴产业转型升级，名人和文化研究滞后。绍兴城市文化传统内敛，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发展稳定，信息化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背景下，传承与创新成为新常态，各省市对地域文化特色和品牌的诉求日益强烈，文化交流频繁和文化争论现象时有发生，绍兴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向文化产业优势转变困境与机遇并存。

3. 名人文化遗迹遭破坏或湮废。新中国成立后，绍兴名人文化遗迹保护经历三个阶段危机，第一阶段是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文革期间，大禹陵、青藤书屋、兰亭等名人遗存被不同程度的破坏，场地被生产单位占有，这一时期盛行“填河造街”之风，“从1952年填和畅堂河开始至1978年填府河（咸欢河至大江桥段）为止，26年间共填掉河道17条，长达16千米，拆除桥梁百余座，使古城独特的水网格局遭到较大的损害”。第二个阶段是上个世纪末，虽然一些名人遗迹开始依法保护和修缮，但是受城市化和商业化影响，九十年代出现了拆古旧民居建高层建筑现象，严重破坏了古城面貌，随着城市更新速度加快，2013年绍兴市“撤县并区”后，翻天覆地的城市征地建设中，部分未能进入保护名单或受限于主观认知因素限制的“隐性名人”故居被纳入拆除计划，以千年古镇阮舍（阮籍）为代表，另外某些名人大热，由于保护和宣传需要，毗邻的相关“隐性名人”遗迹则被牵连，部分遗迹遗存多次被提议改为“商会办公场所”。因而，在城市“拆建”新常态中，以“守望精神”保护、挖掘和彰显绍兴名人历史文化资源，兼顾名城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契机中就带有紧迫感。

三、绍兴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案例研究：范蠡

范蠡与绍兴关系比较特殊，是绍兴名人中有代表性的一类。绍兴因范蠡筑城而有“蠡城”之称，范蠡在越时忠君护主，善于军事外交，能审时度势，富有经济学思想，懂医学会筑城，辅佐勾践“覆吴称霸”功成庙堂，更让人惊叹的是他在政治生涯高光时刻退而隐逸，成为“三致千金，三散其财”“富而好德”的大商贾，被后世思想家和史学家津津乐道，在历史典籍和文学辑录中留下大量史事和人物故事，成为文学创作或文化消费的重要元素，甚至成为民间香火旺盛的财神爷。那么，绍兴是如何保护利用范蠡文化资源的呢？

1. 坚持和倡导“守望保护”原则。范蠡是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绍兴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在历史典籍和文学辑录资料中，其形象十分丰满，既有励志的人生经历，也有建功立业的政治生涯，经商经历更是充满传奇色彩。但是范蠡的历史形象却有两面性。一方面束缚在封建儒家“忠君”教义和“重农抑商”思想之中，另一方面又契合道家精神要义，符合商品经济发展需求，成为道家“文财神”和商业标榜的“陶朱公”。受时代久远性和市场经济因素限制，范蠡历史文化资源的现代价值呈“隐性”状态，保护单位对“美人宫”和越国水利工程等与范蠡相关的历史文化遗迹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并设置了范大夫祠等一批纪念建筑和文化标识，开展“守望保护”工作。近些年，受名人热和商业热因素影响，绍兴逐步认识到他的重要性，大量相关保护利用工作出现。

2. 研究人员从分散到集中，文化传承平台和专业研究团体从无到有。浙江省内专门的范蠡研究者和专项学术会议凤毛麟角，20世纪末山东肥城曾召开影响较大的范蠡学术会议，绍兴籍专家陈桥驿先生和绍兴学人有参加。近年来，以范蠡命名的高校二级学院和专门的研究会则开始出现，形成一定规模的专业研究人员，并且围绕学术研究、宣传保护和文化传承形成“三位一体”良性机制。

3. 范蠡研究成果渐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不断深化。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范蠡史事和商业思想应用方面，任桂全指出，范蠡在绍兴古城建造选址上已经考虑到了现代城市地理学中的城市区位问题，发挥了城市的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考虑到了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对于绍兴城市未来的发展与扩张有决定意义，为绍兴山水城市及水乡风光奠定基础，为城市发展预留了发展空间，选址地址稳固安全，历经千年无大灾害，秦统一后直至明清，绍兴城继续发挥区域行政中心的作用。古城位置考证方面，陈桥驿指出，越王勾践回国的当年，就选择今府山东南麓建筑勾践小城，公元前489年建成，又在小城以东建筑山阴大城，这就奠定了于越发展的基础，同时又是后世绍兴城市的创始。傅振照指出，应该确定前490年作为绍兴建城纪念日，并对绍兴城范蠡相关的古建筑遗迹阳城里、苦竹城进行了论证，也详细地梳理了范蠡古城从秦汉至明清以来的演变过程。另外，林华东、葛国庆等人则对范蠡筑城前越国古都的位置进行了考证和推测。

应用研究方面，包括绍兴的创新创业、卓越人才培养、民企发展困境、文化产业品牌、社会金融风险防控等问题，研究者指出从简单复制“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到培养有“文化内涵”的卓越人才，范蠡文化精神是提高现代商人的道德和文化素质的精神资源。范蠡的智慧也可以帮助企业家，对民企先天不足的地域因素、文化因素、人格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分析并找出问题所在，解决好企业发展顽疾，引领企业健康发展。对策文化产业，应该结合范蠡商业文化元素与绍兴历史文化之城的特点，将范蠡商业文化元素植入相关产业领域，论证范蠡商业文化的“软实力”促成文化产业链条下的对应的“软商业”的形成，使其成为绍兴继鲁迅文学品牌、王羲之艺术品牌、大禹贤德品牌后的又一大文化产业品牌。

4. 范蠡研究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结合。范蠡在越国实现了仕途上的“建功立业”和国家经济策略的实践，其一生还包括楚国出生成长和齐陶经商致富两个重要阶段，这三个节点构成范蠡比较完整的人生轨迹。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绍兴学者走出绍兴参加外地范蠡研究学术会议后，相继参加江苏苏州和河南南阳召开的范蠡研究学术会议，并举办了全国性的范蠡专项研讨会，很好地延续了这一传统。另外，邀约全国学者开设范蠡专题讲座，联合地方文保单位组织文博人员、学者和爱好者开展范蠡遗迹探寻，开展范蠡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宣传活动。但是，范蠡筑城对区域城市发展、区域产业开发和绍兴城市文化的影响，以范蠡为代表的越国移民史与人才集聚问题方面研究依然需要深拓，目前与之对应的研究成果依然比较匮乏，社会认知和关注度也比较低。

范蠡在浙江遗留的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现代价值凸显，但是现实研究和保护利用环节薄弱，范蠡励志的人生和卓越的商业实践能管窥越地文化开拓冒险的历史基因和浙学、越学经世致用的特质。范蠡的人生精神和商业精神是“浙江精神”和“浙商精神”的典范，体现浙江和浙商求实、开创、担当的内核精神，也符合国家倡导宣传优秀企业家精神的需要，范蠡在儒道思想发展、中华商业文化渊源、慈善文化和筑城史等方面的价值值得挖掘、保护和彰显。探究和总结以范蠡为代表的“隐性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模式同样有价值，它对名城保护和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路径探索有两点重要启示：一是名人研究要秉持理性和守望精神。基础研究与现代应用要处理恰当，需要去伪存真，实事求是而不能冲龄践祚，“守望精神”十分必要。二是坚持古为今用原则。名人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首要工作是找到它生存的现代土壤，比如绍兴名人王阳明、鲁迅、周恩来和蔡元培等，他们品格和精神仍然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价值。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项目“范蠡与绍兴城市发展研究”（编号FX20181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绍兴职业技术学院范蠡商学院）

【责任编辑：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