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党中央迅速启动应急机制，社会各界紧急动员快速响应。在这场严峻斗争中，党员干部冲锋在前英勇奋战，医务工作者和援鄂医疗队员白衣执甲逆行出征，广大干群众志成城，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当前，疫情防控阻击战已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在肯定全国上下抗击疫情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也应勇于反思，发现和解决问题，在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征程上尽可能少走弯路。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时指出，只有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健全预警响应机制，全面提升防控和救治能力，织密防护网、筑牢筑实隔离墙，才能切实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危机，也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通过这次大考让我们有了更新的认识和思考。

思考一：社会公共安全应对措施必须完善

社会公共安全是指公众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以及公共生产、生活的安全。现代社会中影响公共安全的因素越来越多，就疫情发生后的现实反应来看，国际国内不少人不以为然，不戴口罩、聚会聚餐、擅闯禁区等缺乏自我防范意识或是不服从疫情管控规定的情形时有发生，社会公共安全管理难度不断加大。如何完善公共安全应对措施，已成为当前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命题。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在共同体的教育环境中成长为特定社会成员的。在疫情演变过程中，少数决策者对一连串的征兆视而不见，没有引起必要的警觉，从而错过了阻止危机发生的重要关口，与其说这是缺乏社会公共安全的底线思维，不如说是利益抉择中的误判。解决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不可一蹴而就，需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这里并非指责某个地区的失误，而是要在不断反思中学会规避风险。值得庆幸的是，党中央在关键时刻派出了中央指导组，同湖北人民和武汉人民并肩战斗，加强疫情防控第一线工作的指导，在推动严密防控、医疗救治、物资保障、督查问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解决了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中的紧要问题。安全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基础。当前，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更为多样的问题以及更加严峻的挑战，完善社会公共安全应对措施已迫在眉睫。

首先，要把人的生命安全放在政府决策的首位。财富可以再造，生命不能逆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样的制度安排能够让最大多数人掌握、运用这一制度，更好保障自身权利、履行自身义务，从而不断推动社会发展。其次，要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要发挥好基层哨点作用，建立公共安全协同监测机制，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把落实党中央要求与满足基层需求统一起来，让更多资源下沉到一线服务百姓。第三，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拟制应对措施。应认真分析问题，查找短板、漏洞、弱项，给基层干部提供应急预案的指引模板，让一线指挥员弄懂弄通公共安全应急操作的基本流程，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精准化指导、精细化服务。

思考二：公共管理机制滞后短板必须补齐

疫情全球肆虐，已成为震惊世界的重大社会公共危机，截至7月底，已累计确诊超1820万例，死亡68万例，其中美国确诊已近500万例，疫情还在进一步蔓延。国内，从城市到乡村因疫情威胁，不得不在春节期间管制交通，无数医护人员和基层干部在一线奋战，经济社会发展的时钟一度停摆。这次疫情危机暴露了我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些软肋，凸显了社会公共管理机制的滞后。

好的制度不是描绘最好的愿景，而是避免最坏的结果。应对社会公共危机的核心在于预防，预防的核心在于健全公共管理机制。因此，加快补齐包括公共管理、卫生健康和疾病防控体系建设的一系列短板势在必行。社会危机一旦爆发，若有健全的公共管理机制，就能从容面对。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一直处于发展阶段，不管国家治理还是经济发展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其中难免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我国现行的公共管理机制就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部门、行业、领域、阶层或某个利益集团垄断的现象，从而导致公共管理机制不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造成了制度本身的漏洞。当社会公共危机暴发时，虽能靠制度的优势集中全国力量应对，但也让整个社会承担了巨大代价。这次疫情防控的阻击战，只能作为急救措施，而非社会治理的治本之策。构建完备成熟的公共管理机制没有现成的模式照搬，必须坚持从国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着眼未来发展，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抓好公共管理是政府承担的重大职责之一，在社会转型期，社会治理的风险点越来越多。首先，应注重发挥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强化社会治理的责任，完善负责体制和治理机制，不断提高政府资源整合、综合运用、快速响应能力，大幅提升政府主要负责人公共管理水平。其次，应调动各方力量参与公共管理。不断完善开放多元、互利共赢的社会协同机制，推进以行业规范、组织章程、公序良俗、村规民约等为基本内容的社会规范化建设，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第三，要把握好公众参与这个基础。在疫情中总结规律，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引领和推动每个人、每个家庭充分参与公共管理，在党的领导下，政府、市场、社会、公众等不同主体协同协作、良性互动，形成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合力。

思考三：化解社会重大危机能力必须提高

疫情是一场大考，更是一面镜子。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场与公共卫生有关的疫情应对，实质上是对领导干部化解社会重大危机能力的全方位考验，涉及党委、政府的果断决策、信息公开、媒体监督、干部素质、动员能力等多项内容，是社会治理能力的综合展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强调，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和化解社会重大危机能力。

体制机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细化，问题的关键：一是有没有承认错误的勇气和改正错误的行动；二是能不能及时纠偏、把损失或冲击控制在最小程度。这场疫情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各地各级党委、政府提交的答卷大多数是令人满意的，但也有个别城市的表现受到社会质疑。不可否认，疫情防控暴露出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在化解社会重大危机能力上的短板，突出表现在社会治理水平、应急管理能力、物资储备体系等领域。所反映出的问题，既有体制机制层面上的，也有工作方式方法上的。

社会治理现代化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治理理念现代化、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三者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体，缺一不可。这是一项涉及制度、组织、人员、观念、行动等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任何一块短板，任何一处塌陷，都会影响整个体系的效能发挥。透过现象看本质：部分干部思想认识不到位，对疫情的严重危害估计不足、疏于防范；对早期疫情信息公开不及时，错过了疫情防控的黄金期；对感染人员排查不到位，社区防控网没有及时发挥应有的作用；医患供需不平衡，造成感染者无法得到及时救治；有些地方红十字会捐赠物品统计、分配、运输混乱，资金、物资等拨付不及时；有些地方城乡联防联控力度不足，导致疫情由中心城区向广大乡村蔓延……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偶然的背后总是隐藏着必然，没有脱离必然的纯粹偶然。究其根源，这些问题的产生是长期累积的各种弊端同时暴发的必然结果。方向既定，干部便是决定因素。为避免类似悲剧再度发生，必须以问题为导向，逐一排查，系统反思，尽快提升干部队伍化解社会重大危机的能力水平。

灾难是人类社会难以避免的伤痛，既然无法拒绝，就要放眼长远，加快补齐社会治理体系的短板和弱项。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牢制度防线，就要常敲社会公共安全的警钟，反思公共管理机制滞后的教训，提升全社会防范化解重大危机的能力，完善公共危机应急机制，提升领导者紧急决策水平与随机应变能力，尽可能把带给社会的伤害降到最小，让社会生活尽早回归常态，让经济社会发展尽快驶入超车道。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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