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国家发改委对新基建进行了解读，明确以5G、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智能计算中心等为代表的信息基础设施框架，其中5G将成为社会连接的神经中枢。先进的技术手段既为公众表达、媒介传播助力，也为众多企事业单位“第一责任人”主动参与社会治理构建高效平台、畅通下情上达提供了新渠道。媒介迭代不断提速，各类信息发布者、意见表达者蜂拥而至，大量公共事件层出不穷，呈现突发性、多元性、交互性、冲突性、匿名性等特点，舆情风险极易扩大蔓延、形成声势。如何有效应对网络舆情，提升治理效能，这是各单位“第一责任人”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万物皆媒的“网络舆情”分析

5G不仅催生诸多便捷的产业应用，也创造了媒介化生存的全新想象。5G具有高速率、高容量、低时延、低能耗的特性，比如高清电影能达到秒传效果，视频传播非常迅捷，从4G的“有图片有真相”跃入5G的“见视频立感知”；接入的信号源几何级增多，万物皆媒，发声渠道“纵横交错”；低时延，促使场景分享程度更高，推动互联网空间用户生产内容的快速增长；低能耗使终端“永远在线不掉线”，各类资讯的传播速度、广度、深度也得到极大发展。

与此同时，各类舆情风险愈发防不胜防。譬如，多年前“非典（SARS）”事件横扫中国，真真假假的消息夹杂着猜测和恐慌，通过手机和固话等途径蔓延、发酵，部分地区出现抢购白醋、板蓝根等现象。随后，网络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竞相出现，公共议题衍生、发酵、扩散、演变的时空界限消弭，舆论场景不断延展和下沉。而5G时代，大数据和智能化技术突飞猛进，形成多元开放的网络空间，传言、流言、谣言在互联网交织、碰撞、膨胀，舆情风险一触即发。加固网络信息安全防线成为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成为舆论场的沸点议题，一时间人心惶惶。由于信息不对称，疫情的传播环境相当复杂，舆情风险点不断产生，具体体现为抢购口罩、护目镜、双黄连等不理性行为，及对部分公职部门、人员的猜忌、质疑甚至谩骂。同时各地政府新闻发布会备受关注，权威发言人对疫情动态数据、治疗和防控措施、人力物资需求、疫情知识科普等内容的表态，以及发言人是否戴口罩，发言人的神情、措辞等都被置于放大镜下反复审视。互联网是收集社情民意的首要渠道，也是官方与民间沟通的重要桥梁之一。由于事发突然、议题敏感，疫情相关的负面舆情事件在社交媒体持续发酵，疫情防控需要舆论引导和舆论支持。

网络是舆情风险的最大传播源头，然而最先接触这一源头的往往不是“第一责任人”（领导者）。多数情况下“第一责任人”得到舆情信息时已相对滞后。部分“第一责任人”对层层上报、过滤的信息进行批示或作出某些决断时，若一味站在维护声誉的角度，对突发事态采取瞒报或迟报，终会扩大舆情负面影响。如某地桥梁垮塌、某地疫情扩散、某地群体性事件发生后，部分“第一责任人”对舆情事件严重性估计不足，对地方舆情事件、现象和话题的监测、分析、调处能力不够，未能深入实际调研、密切联系群众，抽取有价值的言论样本，从而弱化了自身在舆情事件中的传播力和导向力。

没有预防在先、重在过程的机制保障和重视舆情形成的社会背景，研究社会分层、过程、变迁、趋势和原因，网络舆情风险就难以化解。尤其在万物皆媒的5G时代，人人眼中都容不得来自网络媒介的“沙子”，发声、申诉、热议，瞬间就在指尖上完成。一些舆情风险为何一时难消，出现媒体评论与网络言论结论不一、观点对峙。究其原因，与“第一责任人”过度在意和依靠官方媒体为主的主流舆论场，对自媒体这类民间舆论场轻视或忽视有关。如主流舆论仅通过正面宣传，忽略受众需求，重形式、轻实效的问题，若官方媒体的正面宣传在网络社群中常被质疑，舆情风险便会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存在。

舆情风险的出现和不易消除，反映了网民权利意识从觉醒到愈发强烈，“新意见阶层”更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迅速组队。一些研究者认为，舆情与舆论不同，但可转化。舆情是人们认知、态度、情感、行为倾向的原初表露，零散而非体系，不需要得到多数人认可。舆论则是人们认知、态度、情感、行为倾向集聚的表现。5G时代的到来，改变了社会舆论格局，对智慧化生活、媒介化生存格局将产生巨大影响，促使网络舆论形态不断演变。当舆情出现聚集倾向，“第一责任人”要善于及时组织引导，使其向正向舆论转化，以聚集的正能量化解舆情风险的负能量。

二、“第一责任人”应对网络舆情的难点

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传统的民意表达渠道不够畅通，新媒体技术为大众发声赋能，5G商用又催生网络热点、网络现象，持续强化网络表态的复杂性、交互性、延展性。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不断涌现，部分“第一责任人”却不善运用新媒介宣讲政策主张、了解社情民意、研判矛盾症结、疏导民众情绪、化危为机推动实际工作。新传播环境给“第一责任人”把控舆情监测、引导舆论工作带来严峻挑战。

（一）媒介技术掌握不够，鉴别风险能力不足

大多数“第一责任人”主要来自各行业的党政领导，他们对媒介技术了解基本处于宏观层面，实操由下属或外包单位完成。党中央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学习在网上走群众路线，尊重传播规律，提高网络媒介素养。现实是一些多年身处重要岗位上的“第一责任人”疏于培养自身媒介素养，以至于在舆情风险潜藏之时无法超前研判和防范，以技术对技术、以技术管技术贯穿舆情分析管理的全过程；在汹涌的网络舆情扑面而来之时又无法身体力行，带领团队理性和有效应对，安抚情绪，避免滋生舆情；在危机暂时消退之时更无法从顶层设计出发，修复形象，构建和完善舆情管控工作流程。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应对风险，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偏听偏信都会使危机一触即发。风险管控能力是对“第一责任人”的第一考验，舆情事件在5G时代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密集传播。进入5G时代，各行各业的媒介化脚步加快，新闻类与非新闻类信息的界线趋于模糊，媒介向各种行业渗透，互联网各类终端协同打造内容出口和交互端口。许多“第一责任人”因鉴别风险能力不足，无法预见现实世界、网络环境中潜伏的风险，给正常管理工作带来困扰。如在天津港发生爆炸事故之前，某涉事公司就已经存在大量违法违规问题。然而由于政府相关部门履责不到位，监管部门玩忽职守，企业“第一责任人”对公司诸多漏洞无力鉴别，漠视媒介声音和舆情风险，最终酿成众心之痛。

（二）尚未归入意识形态，责任接力后劲有限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面临着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严峻挑战。在新技术助推下，意识形态从传统领域向网络领域蔓延，国内外舆论场被互联网打通。意识形态具有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意识形态领域的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针对舆情风险，部分“第一责任人”常就事论事，没有将其纳入意识形态建设的范畴去分析、监测、评估，使负面舆情事件此起彼伏。譬如，某地对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热情高涨。但外来资本大规模进入一个地区一般会因动拆引起开发商和居民对立、环境污染产生等舆情。对此，“第一责任人”应提高政治站位，通过大数据、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入调研外来资本的背景，以及客观上造成某些意识形态方面“不和谐”的原因，从而找到有效化解舆情风险的路径。

5G时代新型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网络舆情日益多样，如汇聚超高人气短视频的启动已成为“两微一端”后舆论场又一传播新内核，形势日益复杂。由于责任接力不到位、管理制度不健全、工作模式不合时代节奏等问题，一些舆情风险呈周期性涌动、变形，规律难以捉摸，一触即发。来自媒介的安全风险无处不在，没有高瞻远瞩的责任接力和上下协同的团队统筹，就难以筑牢安全防线。“第一责任人”不是“唯一责任人”。责任重于泰山，人心齐，泰山移。

三、强化“第一责任人”应对网络舆情的路径思考

5G时代，“第一责任人”需要从理解媒介出发，找出网络舆情的关键因子，在全媒体语境下感知舆论场的复杂性。

如何理解媒介新技术的发展路径时，马歇尔·麦克卢汉指出：“不是理解新技术本身，而是理解新技术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旧技术的关系，尤其理解新技术与我们的关系——与我们身体、感官和心理平衡的关系。”从理解媒介的“关系”思路出发，围绕媒介生态、媒介伦理，“第一责任人”强化网络舆情管理的路径就清晰可辨。发掘、抓取、疏导、消解、防御是“第一责任人”的应对路径，其效果可以通过服务优先、增强素养、选取样本、依靠群众、崇尚竞合等方式来实现。

（一） 服务优先

舆情管控，重在监测，实质在于服务，服务才是风险管控的重中之重。舆情管控在数据抓取、收集后，需要科学筛选、量化统计、精确研判。“第一责任人”除在微观层面让尽可能多的社会主体对危机作出及时正确的反应外（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我保护），让信息透明公开是服务的应有之义（如召开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会），在更广范围内大幅提高公众参与度和效率，进而消解舆情危机持续发酵。反过来，通过广泛、充分的社会动员，“第一责任人”能带领团队形成最优应对方案，达到“成风化人、凝心聚力”。

（二） 增强素养

提高解决问题的本领，不光是有思想淬炼、政治历练，还要强化媒介素养，提高解决问题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为紧扣舆情，实现苗头性问题尽早解决、突出问题重点处理、典型问题举一反三，“第一责任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进创新网络传播形式，升级和完善舆情预警分析系统，对敏感舆情能“一发牵全身”，熟悉舆情传播规律，提高研判与指挥调度能力，在攻防与全态势情景中感知实践。针对社会治理舆情，“第一责任人”应充分运用技术手段，科学分析、梳理、整合、提炼、汇总各方面信息，以舆情问题作为导向，精准施策，分类施治。

（三） 选取样本

流量至上的碎片化时代，海量、冗杂的信息在网络空间沉积，真假难辨。对此，“第一责任人”要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感和责任感，甄别和剔除恶意歪曲事实的各种言论，选取客观公正、至情至理的言论样本，借力关注度高的媒介，以遵循客观原则、信息原则、预测原则、程序原则、可行原则、选优原则、“外脑”原则，为管控舆情风险科学决策选取样本。同时舆情管控的监测样本在形式上要兼顾文字、图片、数据、视频、音频、H5等多种内容形态，在来源渠道上要纵览报纸、广播、电台等传统媒体和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在覆盖面上要兼顾官方和民间、境内和境外不同的舆论场，在关键词和议题的框架上要“广撒网”，拓展到全行业、全产业，防范连带关系传导的舆情风险。

（四） 依靠群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工作领域，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新境界。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凝聚群众，为民服务，有助于构建单位党政领导、企业履责、多元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形成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和网信工作联动的格局，为“第一责任人”助力增劲。依靠群众，处理好用网和治网的关系，从媒介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出发，“第一责任人”要关注媒介激发的群众需求，创新符合分众化、垂直化特点的沟通渠道，以群众欢迎传播、话语、内容供给的方式，在应对舆情中依靠群众“化险为夷”。

（五） 崇尚竞合

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与网络的关系，倡导关系的多样性、开放性、公平性、合作性、包容性和分享性。网络舆情发生时，看到竞争对手遭遇风险，不隔岸观火或“踩上一脚”，而要洞若观火，帮助灭火，因为相似风险也可能会落在自己身上。“第一责任人”在应对网络舆情时，若某类风险存在行业普遍性，单兵作战实力有限，可争取同行认同，减少无谓损失，联系友商一致应对舆情风险。在竞争中用足自己的优势和用好别人的优势，实现合作共赢，营造良好的网络舆情生态圈。

5G时代，各类信息将爆炸式增长、裂变式传播，“第一责任人”肩负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任务艰巨，要因时而变、顺势而为，提高政治敏锐性和风险鉴别力，筑牢防线，找准路径，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答疑解惑”，力争在应对网络舆情时胸有成竹、经受锤炼。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