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在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的大会上从多个角度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我们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我们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我们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了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渊源，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创新与发展。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包容性

“和而不同”是中华传统文化智慧的重要体现。古代先贤也对“和”与“同”的概念做过明确区分。例如：“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这说明只有和谐才是能够衍生万物的，同一是没有办法做到连续不断和永远长久的。将不同的事物结合为一才能达到平衡的状态，也就是和谐，因此才能使万物丰盛并且健康成长。假使将完全相同的事物结合为一，便会被抛弃，事物也不能够健康成长。孔子将这种理念概括为“和而不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讲求和而不同，即和谐但不同流合污；小人却追求完全相同，忽视和谐与协调。可见，孔子认为“和”是在差异中寻求和谐的状态，而“同”则是盲目附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蕴含的是“和”，在世界各国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多样性基础上寻求和谐，由此达到各国之间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一味追求“同”，它所主张的是在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前提下，各个国家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和而不同”所体现出的是在谋求协调发展中尊重个性、尊重差异，将其推至国际交往中，表达的是尊重各国之间文化的多样性、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还有国家之间政策的独立性。不否定差异，承认并且尊重由于多重原因导致的不同，并且努力在公平、公正的条件下推动各国共同进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天下万物能够共同生长发育并且不相互危害，各种行为方式能够同时执行并且不相互矛盾，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想要呈现的正是这种局面。这不仅是自然运行之道，更是国家之间相处时所应遵循的法则。这其中所蕴含的“和而不同”思想，既是中国智慧的彰显，又是中华民族富有特色的辩证思维的体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同样重视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兼收并蓄”。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文化造就了世界文明的大发展大繁荣，每一种文化不分高低和好坏，都是世界文化的瑰宝。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的理念，即是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坚持平等包容的原则对待不同于本民族的文化。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吸收和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之处用以丰富本国文化。世界上每种文化有深厚的历史渊源，都散发其各自的魅力，都是世界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倡导的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正是对我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包容性的升华。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对当今生态问题的卓越贡献。“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都表明人和自然本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逸周书·文解传》中“山林非时不升斤斧，成以草木之长”，强调要顺应天道，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荀子·天论》中“致天命而用之”，强调人应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能消极地顺从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人同自然具有一致性，人类的实践同大自然的规律之间具有协调性，人的行为不能违背自然的发展规律，要求人们崇尚自然，效法天地。无论是自然本身的发展还是人类的实践活动，都不能把眼光局限于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可持续发展观就是对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合理利用自然，发展自然，也就是在造福人类自身。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可见老子认为，人应当仿效于地，而地应当仿效于天，天则是要仿效于道，最终意义上的道仍是要仿效于自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认为，要按照大自然的规律进行人类活动，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我国古代这些探讨农业发展的思想，为当今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借鉴与参考。“道法自然”，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质朴的生态意识，同时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依托。

我国所强调的发展，是包含生态在内的协同发展，不是单一谋求经济的飞速增长。全国各个地区都要坚持落实五大发展理念，走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之路，争取达到经济和生态的双赢。中国在承担自己应有责任的同时，还不忘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提出将世界建设成为一个生态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全世界“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5-09-29.）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蕴含了我国传统文化中“义利兼顾”的义利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要遵循“义利兼顾”的原则，道义要在共同体中充当必不可少的角色，从而达到共同体中每个成员实现利益的目的。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然不能缺少“义”这一部分。“利者，义之和也”，在《周易·乾文言》中有关于“义”的论述：之所以能够获得利益，是因为将利益和道义融合统一。孔子更是奠定了儒家思想中道义优先的价值观念：“君子义以为上”，真正的君子应将道义放在第一位；“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对于“我”来说，采用不道义的手段得到的财富和显贵的地位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孔子认为，一个人不能丧失道义去谋求想要的利益，这对于各个国家而言，也是一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应当坚持道义优先、义利兼顾的原则。践行正确的义利观，才能够有效保证每个国家在命运共同体中能够最大程度实现自己的利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道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视域下，首先表现为“道义”，更突出表现为“正义”。

一方面，资本的全球化加快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全球的贫富分化，“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趋势更加明显。除此之外，恐怖主义、种族冲突等这些弊病愈加严重。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资本在疯狂追求利益的同时忽视了“道义”。另一方面，资本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不能兼顾世界的正义性，在他们发展自身的同时，不顾他人和他国的发展和利益，由此导致整个世界都在期待正义的回归。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各个国家乃至每个人之间的命运都是相连的，要着力解决世界正义性缺失的问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下，每个国家不能单单以实现自己的利益为目标，而要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利益要在道义的基础上实现，不能牺牲别国利益而达到本国利益，这样有失“道义”，更有损“正义”。“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习近平.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N］.人民日报，2014-07-05.）坚守道义、以道义为先的义利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基础，它是中华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在当代的创新性继承，用以改正资本主义制度下唯利是图的冷漠，实现“道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下，各个国家要关怀他者，更要关怀弱者，在坚持利益共享、命运相连理念的同时，在人道层面给予弱者和落后国家更多的帮扶，实现共享发展，战胜资本唯利是图的逻辑和动机，以呈现一种普遍化的正义。

正确义利观所向往的最终结果是共赢。一直以来，冷战思维占据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上风，各国之间竞争愈加激烈，但是各国的利益却没有达到最大化，同时还带来了许多国际性的问题。有一些西方国家鼓吹“中国威胁论”，这给我国的外交带来了诸多不便。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国与国之间都是紧密联系的整体，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对立，各国之间都能寻求利益最大化，这正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道义优先”“义利兼顾”的思想理念。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彰显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国担当

在我国，重视整体利益，以天下为己任已经是人们普遍达成的共识，国民也普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为公”的责任意识，彰显了我国的大国担当。自西周时代开始，“天人合一”这些理念就已深深镌刻在人们的心中，这同样也是我国责任思想形成的源头。在流传下来的典籍中，也有不少关于责任思想的论述。例如，《周易》中论述的“与天地合其德”，《论语》中记载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以天下为己任”，《孟子》中记载的“兼善天下”，以及《庄子》中记载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这些思想都蕴含着浓厚的责任意识。此外，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张载的“民胞物与”。由此可见，古代不少名人志士也曾对此颇有感慨。这些思想都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责任意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人类命运共同体升华了中国传统责任思想中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兼善天下的道德情怀，从对本国人民幸福的关切，发展为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对整体世界未来发展的关注。实际上，自从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开始，我国政府就已经用行动在阐释着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应有的使命和担当。在国际合作方面，我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积极为亚投行的创办及运行贡献力量；在外交方面，我国积极参与博鳌亚洲论坛、APEC会议、G20峰会、亚信峰会、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促进国际间交往合作的会议。这些外交举措，无一不体现着对“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的诠释与推动，同时也为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正是我国将全球更好的发展看作是本国的责任，才有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出现，才有了我国政府与全世界共创美好未来的实际行动。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高度称赞的“横渠四句”。天地虽然没有心，但是人有博爱之心，因此人要用心发扬自己的仁爱，也就是要确立正确的社会价值标准；“立命”就是通过修养教化进而达到能够掌握命运的思想境界，也就是要为百姓找到发展的前景和生存的意义；同时，还要将先贤流传下来的思想智慧传承和发扬下去，为社会创造永久和平的环境。这充分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古代就已经形成了“兼济天下”的思想与情怀，也集中体现了我国人民自古以来的担当与责任意识。在怀有“天下一家”思想的同时，我国传统文化中也包含了不少论述怎样与“天下”成为一家的举措和理念。《论语·雍也》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渊》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梁惠王上》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告诫我们在处理人与人关系时要秉持“仁爱”的思想，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时要尽可能地推行“仁政”；《孟子·尽心章句上》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梁惠王下》中“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启发我们在国与国之间相处时，要遵循互惠互利的准则；《孟子·公孙丑下》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礼记·中庸》中“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管子》中“合则强，孤则弱”，提醒我们国与国交往时应和平共处……这些包含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念和原则不仅为我国处理外交事务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同时也为世界各国处理国际事务提供了思维方式，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遵循。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同时也体现出我国传统文化中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天下为公的交往理念，即在国际间交往过程中兼顾国家利益的同时，要牢记个人对于国家的责任。同舟共济所包含的除了国与国之间的不可分割性，更有每个国民与国家之间的不可分割性。有国才有家，人人都应明确自己对于国家应当承担的责任，在丰富自身的同时，还要为国家发展、世界发展贡献力量。《礼记·礼运》中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是地球上每个人的天下，也是地球上每个国家的天下。世界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乃至每个国家离开了“共同体”都是不可能有长远发展的。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长河中，近代之前，人们所推崇的不是独立的国家，也不是独立的民族，而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天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恰是对“天下为公”这个责任意识的继承和弘扬，它主张以“天下观”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它所考虑的是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利益，是中国智慧的彰显。

（作者单位：江西农业大学）

【责任编辑：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