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大学，不仅是南京第一所教会学校，也是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最早的高等学校，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建设规模较大、影响较为深远的高等教育机构。1952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南京大学调整出工学、农学、师范等部分院系后与金陵大学的文、理学院等合并，仍名南京大学。

一、金陵大学的发展概况

金陵大学由美国基督教会于1910年在南京创办，是由1888年美国基督教会设立的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而来。1911年，金陵大学获得美国纽约教育部门和纽约大学的官方认可，成为“美国在中国土地上的附属学校”，毕业学生的文凭、学位也由纽约大学签发，享受美国大学的学历待遇资格，并获得与世界各大学的同等地位。这在当时可谓首屈一指。

民国二年４月出版的第１期《金陵光》上有这样一段记载：

自本校创办以来，历年毕业者颇不乏人，但未经美国大学承认，如至美国留学，不得径入专门学校。兹于1911年4月19日颁到美国纽约省教育部长瞿君，暨纽约大学校长马君公文，正式承认本校为完全大学校。其文有云：自承认之后，中国所设立之金陵大学堂，除享泰西凡大学应享之权利。又云：学生凭单向由该校发给，今改由纽约大学校董签发，转致金陵大学堂监发毕业生。据此，则以后凡在率学堂毕业者，即无异在美国大学校毕业也。（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校史编写组.金陵大学史料集［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１５.）

1927年，中国时局变动，排外情绪弥漫，金陵大学外籍教员不得不陆续离校。于是成立新的校董会，推选陈裕光博士担任校长，自此金陵大学校政完全转由中国人主持。到1928年，金陵大学才获得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的立案批准，成为中国政府官方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是为当时各私立大学中最先立案者”。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南京不断遭受日军飞机空袭。8月，“八一三事变”后，金陵大学师生白天坚持上课，晚上分组去下关车站救助难民、去医院救助伤兵。在日本侵占南京期间，金陵大学致力于历史系学科建设的贝德士教授负责留守南京校区，他与社会学系教授史德蔚等人发起组织成立了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会主席便是德国人拉贝。在金陵大学贝德士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发布了《告南京市民书》。尤其是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金陵大学为保护南京人民减轻及免受日本侵华战争的疯狂蹂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告南京市民书》主要内容如下：

在不久以前，上海战争的时候，国际委员会曾经向中日双方当局建议，在南京市一部分的地方设立一个平民安全区。这个区域为双方所赞同的……

现在南京的国际委员会也为本城作了同样的建议，这个区域的界址开在下面……为要使上述的区域为平民成为一个安全地点，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曾允许在本区域以内所有的兵士和军事设备一概从速撤出，并且允许以后军人一律不进本区。日本一方面说：“对于规定之区域颇难担负不轰炸之责”；在另一方面又说：“凡无军事设备，无工事建筑，不驻兵，及不为军事利用之地点，日本军队决无意轰炸，此乃自然之理。” 

看到以上中日两方面的允诺，我们希望所指定的区域内为平民谋真正的安全。然而在战争的时候，对于任何人的安全自然不能担保的。无论何人也不应当思想以为进了这个区域，就可以完全保险平安。我们相信，倘使中日双方都能遵守他们的允诺，这个区域以内的人民，当然比他处的人民平安得多啦！因此，市民可以进来吧！

    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

（章开源.章开源文集.第六卷［Ｍ］.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34.）

1937年11月，金陵大学决定全校内迁。全校师生租用了“长沙”“武林”“黄浦”等渡轮，历经三个多月，经汉口、宜昌、万县、重庆等，抵达成都。1938年3月1日，金陵大学在成都华西坝正式开学。在全民抗战的内迁期间，金陵大学“八载以还，非但弦歌不断，且规模宏展，员生激增。”

二、金陵大学的文史研究

金陵大学原设文、理、农、林、商等学科，后经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改为文、理、农三院。历年又不断加以充实，全面抗战后为适应环境需要，增设若干科系。其中，文学院开设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学、哲学心理等科系，并附设国文和图书馆学两个专修科系。此外，金陵大学设置有中国文化研究所、社会服务部与图书馆等独立机构。

中国文化研究所，乃金陵大学独立学术研究机构，由美国白镍大王霍尔私人资助30万美元于1930年创立。该所创设之初即成立执行委员会，规划所务，由徐养秋先生为主任委员，刘乃敬、贝德士、刘国钧、吴景超为委员，并设图书委员会，以研究员李小缘、贝德士、刘国钧诸先生为委员，办理选购图书事宜，其本所图书参考事宜则以李小缘先生任之。该所之宗旨包括：研究并阐明本国文化之意义；培养研究本国文化之专门人才；协助本校文学院发展关于本国文化之学程；供给本校师生研究中国文化之便利。

金陵大学创设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既作为金陵大学附属独立单位，汇集了全国知名的文史专家学者，承担了金陵大学文史教学与学术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文史界的后起之秀，成为金陵大学的文史教学与研究中心。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要聘任的专职和兼职的研究人员包括：徐则陵（养秋）、王钟鳞、吕凤子、吴景超、李小缘、汪采白、黄云眉、贝德士（美）、杭立武、陈登原、雷海宗、刘国钧、刘继宣、商承祚、徐益棠、史岩、刘铭恕、吕叔湘等文史专家。尽管他们当时多为中青年学者，但不少人都是美、英、法、日等国学成归来的“海归”博士、硕士。他们陆续开展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欧洲近代史、中国农业史等研究课题，积极促进了中国文史研究的进步。此外，金陵大学毕业生中还培养出了诸如陈恭禄、王绳祖等文史知名学者。

自1938年迁川至1946年南京复校期间，中国文化研究所教研工作基本保持了前后一致，贯穿为史学、考古学、目录学、东方学（文法学）等四大门类。其中，史学和考古学方面的研究者和研究主题方向具体见表1。

全面抗战时期，金陵大学受困于战时物力维艰，研究工作亦受影响。即便如此，中国文化研究所仍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期间，出版发行者有商承祚《长沙古物闻见记》（二册，1939年），王伊同《五朝门第》（两册，1943年），徐益棠《雷波小凉山之儸民》（1944年）等。成稿待刊者有《长沙古器物图录》《楚漆器集》《汉代西蜀石刻研究》《西蜀汉画像汇存》《宋辽金元制度丛考》《古画评三种》等。其他研究即将成稿出版者有《长沙古物闻见记续记》《中国文化研究所所藏西蜀砖瓦研究》《北朝门第》《古代民族之地理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资料》《现代国语之语法研究》《史籍考》等等，文史教学与科研工作成绩突出。

此外，自1940年起，金陵大学开始招收历史学研究生，并陆续分期毕业，呈由教育部授予硕士学位。历史研究所诸位教职学员素重学术研究工作，累年编辑有《中日战争史料之纂辑》，研究成果有贝德士的《秦代统一中国史》（英文本）、刘继宣的《南洋拓殖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日本全史》、王绳祖的《现代欧洲史》等，一经出版发行，便风行全国，颇得学界好评。

三、《史学论丛》的编辑出版

在1932至1947年间，金陵大学暨中国文化研究所不畏日本侵华战争的侵扰，持之以恒地坚持编印了《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甲种12种和乙种5种。在迁蓉之前，金陵大学于1931年创办有《金陵学报》，至1941年停刊。迁蓉之后，金陵大学又创刊了《金陵文摘》《边疆研究论丛》《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等多种学术刊物。其中，《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由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等迁蓉的诸多研究机构合力主办。

1941年5月，《史学论丛》第一期创刊于成都，由金陵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编辑出版，丛刊，不定刊期。仅见一期，是为孤刊。金陵大学历史系鉴于抗战期中史学智识之重要，并发扬民族思想观念，搜集该系教员短篇专著，是以编辑《史学论丛》丛刊，旨在“民族存亡，文化为基，爱国爱家，读史为本 ”。该刊主要刊载金陵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师生撰写的史学论文，由刘国钧撰写了《发刊词》，刊载论文有陈恭禄的《东汉党锢》、王绳祖的《中俄伊犁交涉始末（1871－1881）》、吴徵铸的《补辽史交聘表》、周荫堂的《台湾郡县建置总叙》等，论文内容多为“古史新论”，涵盖了东汉、辽史、中俄关系、台湾政制等方面的历史史实。

《史学论丛》所刊载文论的诸位人士，全部为金陵大学毕业教职员生，其中四位为江苏人氏。刘国钧（1899－1980），江苏南京人，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25年，刘国钧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1930年起，担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等职，并随校南迁到成都。刘国钧在《发刊词》中说：金陵大学文学院在南京期间已有“文史丛刊”之印行，只出《小学研究》一部。西迁成都之后，各教授著述，便发表于《金陵学报》《斯文》半月刊及《财政经济论丛》等刊物上。于是，史学系同仁又辑录论文专著，遂创办此《史学论丛》，是为“文史丛刊”之第二部。陈恭禄（1900－1966），江苏丹徒人，金陵大学历史系毕业，师从美籍教授贝德士，被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创者之一”。1928年，陈恭禄回到金陵大学执教，至1934年撰写完成《中国近代史》初稿。1936年，陈恭禄再回金陵大学执教，后随校南迁到成都。在四川期间，陈恭禄将注意力转入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开始撰写中国通史，发表了《汉代文化统一论》等多篇论文，《东汉党锢》为“古史新论”之一，多被后世陈氏研究者所忽视，甚至渐成陈氏散轶的篇目之一。王绳祖（1905－1990），江苏高邮人，1924年转入金陵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讲欧洲近现代史，并编著完成《欧洲近代史》。1936年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专攻世界外交史。1939年归国后，王绳祖担任成都时期金陵大学历史系的系主任，他始终致力于中外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探索，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史的奠基人”。王绳祖的《中俄伊犁交涉始末（1871－1881）》依次论述了俄国占领伊犁、英使为阿古柏调停、里发邸亚约、中国不允批准、中国备战与戈登来华、英国计议调停中俄纠纷、曾纪泽在俄京之交涉等历史脉络，认为中俄伊犁交涉的胜利，表面是外交家的斡旋能力，实际是以中国政府战备武力为后盾，方使得俄国有和平了结之意。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国时期，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王绳祖的《欧洲近代史》等，均被列为“大学丛书”。其中，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被评为“部定教科书”，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山之作。王绳祖的《欧洲近代史》则打破了中国世界历史教学教材的垄断局面，标志着金陵大学国际关系史教学体系的建立。吴徵铸，生卒年不详，字白匋，江苏仪征人，金陵大学文学院毕业留校教职员。发表文章散见有《白石道人词小笺》（《金陵学报》1935年）、《晚清史词》（《斯文》1942年）等。他的《补辽史交聘表》，只录得表一、二，多加注释，全文未完。周荫棠（1906－1947），安徽桐城人，金陵大学文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他撰写的文章《韩白论》《读柳文》《为读一部史书运动进一解》等，散见于各刊。周荫棠的《台湾郡县建置总叙》专门探讨了台湾郡县建置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后扩充编著为《台湾郡县建置志》。该著述于1944年由正中书局出版，台湾郡县建置的沿革、地方政制的变迁，以及如何划疆、如何分治，亦作一一改证，颇为详尽，为台湾地区的《台湾省通志》和后人修志釆用不少。周荫棠的《台湾郡县建置志》可谓台湾地方郡县政制史的开拓奠基之作，荣获当时民国政府一等科学奖，并于1945、1947年多次再版。1947年，周荫棠乘船不幸蒙难。

可以说，《史学论丛》所载作者多为其时才俊，所载文章亦为一时之选。该刊创刊后，除分赠外，并于各地寄售，销路甚广，足见该刊之价值，非一般稗贩刊物可比。惜创刊号出版后，以印费太昂，第二期集稿已成，未能付印，殊为恨事。

本文系重庆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抗战大后方史学研究” （编号2014-ZDZX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重庆图书馆）

【责任编辑：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