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发源于浙江省桐乡的“自治、法治、德治”基层治理创新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为全国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基层社会治理样本。

从2013年开始，桐乡以“红船精神”为引领，立足建设基础更牢、水平更高、人民群众更满意的平安桐乡，在全国率先开展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探索实践。经过多年努力，三治融合已发展成为全省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品牌，并被中央政法委定位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

2018年5月28日上午，全国首个“三治融合馆”在桐乡经济开发区（高桥街道）越丰村揭开神秘面纱，越丰村文化礼堂同时揭牌。作为全国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的发源地，桐乡将依托“三治融合馆”这一全新的平台，全景式展示三治融合工作的起源、特色做法和成效。

如今，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桐乡经验”得到不断深化，建立了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一约两会三团”工作机制，切实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治理新格局，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了“20字”的总要求，“治理有效”是其中的基础和关键。构建与乡村实际相适应的治理体系，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才能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才能更好地实现乡村全面振兴。2013年以来，桐乡率先开展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实践，以自治来增强活力，以法治来强化保障，以德治来弘扬正气，为乡村振兴打下了扎实基础。

一、“三治”是新理念引领下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强调要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三治”就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解决基层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与其他很多地方一样，这几年桐乡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但经济和社会发展“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客观存在。政府的大包大揽，百姓的参与不足，自上而下式、“命令式”的工作方式，让党委和政府很多时候“吃力不讨好”，也加重了治理负担。奉法精神的缺失、法治意识的薄弱则大大增强了社会治理成本，也让基层社会治理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我的要求不能满足，法就是一张废纸”，折射出的就是一些基层群众对法治的淡漠和曲解。而相当多社会问题的产生，尤其是一些农村不良风气的盛行，归根结底是精神文明建设滞后造成的，如果不从道德层面加以解决，治理成效会非常有限。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探索开展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力求通过更加系统的治理、更加源头的治理、更加多元的治理，实现从“单打独斗”向“协同推进”转变，从“事后救火”向“事前防范”转变，从单向推动向多向互动、协商共治转变，提高基层社会治理实效。

二、“三治”体现了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相统一

“三治”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强调公民的有序参与，但是“三治”，尤其是自治，绝不是否定或者弱化党的领导。相反，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也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开展基层社会治理的前提。

在桐乡的“三治”实践中，我们始终把基层社会治理和基层党建有机结合起来。狠抓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基层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健全基层党组织架构，完善基层党组织工作体制和机制；扩大党建工作的覆盖范围，增强党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和影响力。可以说，无论是村规民约的制定，社会力量的有效应用，“乌镇管家”的设立，还是党员模范作用的发挥，都离不开党建的引领。因此，只有不断强化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才能确保各项工作始终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

当然，社会治理，说到底就是对人的服务和治理。让人民当家作主是乡村治理的本质和核心，是乡村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所决定的。

在桐乡“三治”推进过程中，做到高度重视基层民主，努力“还权于民”。像“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道德评判团”等，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参与基层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做到自己的事自己说了算，自己参与干，干得怎么样自己参与评判。比如，在农房集聚改造过程中，就充分发挥“百姓议事会”的作用，对要不要集聚、安置点如何设置、户型怎么定等问题进行充分讨论，自主决定，既增强了群众的话语权，也减少了后续工作的阻力。应该说，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基层社会治理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局面正在逐步形成。

三、“三治”需要在不断探索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完善

随着“三治”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目前各地都在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有益探索。应该说，无论是作为“三治”的发源地桐乡也好，还是其他地方也好，很多工作都处在摸索阶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完善。在探索实践的过程中，应当把握好以下三点：

在工作导向上，一定要把群众参与作为“三治”的灵魂。“三治”区别于传统治理的最大特征就是群众参与，最大的生命力也在于群众参与。要在确保党的领导有力、政府主导有效的基础上，更多从群众参与的角度推进“三治”工作，引导群众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在载体设计上，一定要体现科学性和实效性。“三治”的载体决定着“三治”的成效。这几年，桐乡创新建立了“一约两会三团”（村规民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和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制度以及基层工作事项准入机制、依法行政指标体系等，获得了群众广泛认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三治”推进的过程中，设计什么样的载体，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情况不尽一样，没有标准答案，也不求千篇一律。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符合基层实际，从群众最关心、与群众生活最密切的事做起。这样才是科学的、可持续的。

在三者关系上，一定要发挥融合作用和协同效应。自治、法治、德治之间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一个整体。自治是法治、德治的基础和目标；法治是自治、德治的边界和保障；德治是自治、法治的促进和补充，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在“三治”推进过程中，一定要强化系统思维，注重协同推进，从而实现治理效果最大化。

（作者单位：中共桐乡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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