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2013年12月２６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基础之上，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长期艰辛探索中形成和完善的。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具体时期：“毛泽东思想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那么，在中共“一大”建党初期，毛泽东思想尚未形成之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已经有了早期阶段性的理论成果，如果已有，那么这个成果是什么？答案是这个早期阶段性的理论成果体现为“红船精神”。“红船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理论成果。

2005年6月２１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系统阐述了“红船精神”：“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红船精神”早已在建党之时生成，只不过是在建党84年后由习近平同志进行了理论提炼总结而成型。“红船精神”是对中共早期，尤其是对中共“一大”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理论概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与独立自主，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与实事求是，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与群众路线是相互贯通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实质上就是“红船精神”的展开和发展，而这一切在建党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中就已经开始。

二、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与独立自主

２０１４年９月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说：“1840年鸦片战争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寻找着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模式。”辛亥革命前后，历次革命运动和变法活动以及尝试过的各种政治形式都未能取得成功。历史确实如此。仅就当今西方推崇的民主的“标配”议会制和多党制来说，民国初年，社会各阶层成员，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对西方竞争性政党政治模式盲目崇拜，民主热情高涨。通过简单模仿，争相成立政党，试图以此夺取或控制政权，干预国家政治利益的分配。有学者对1911年10月至1913年4月这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先后成立的政党及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社团数量进行过不完全统计，仅上海、北京、南京、广州、苏州、天津、武汉七地，就成立有此类组织271个。（杨立强.论民国初年的政党、党争与社会［J］.复旦学报，1993〈2〉：61-69，86.）历史已经证明，这种竞争性政党政治模式严重脱离了民国初年政治发展的实际。

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化程度低下，与此相关的中国资产阶级是一个不成熟的阶级。约占全国人口70%的民众是文盲、半文盲，广大下层社会民众尚不知政党为何物，更谈不上存在政党竞争的社会机制。此时的政治实质上是武人政治。1912年3月，袁世凯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之后不久，随即颁布了一系列限制政党活动、威胁政党生存的法令，如《政团不许干涉司法行政两机关令》（1912年5月）、《申戒政党勿怀挟阴私令》（1912年7月）、《严惩倡言二次革命党徒令》（1912年11月）等。

同时，这种竞争性政党政治模式成为了袁世凯“以党杀党”战略的工具。1913年10月，当政党、社团的议员们亲手用自己的“选票”把袁世凯选为正式大总统后，11月，“袁氏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四百三十八人，国会由是不能开会。……正式通告停会而后，惟公民党仅获苟延残喘，其他政党，则全部同归于消灭。自是以后，政党之名，报章论坛，绝鲜有人称述。”（荣孟源，章伯锋.近代稗海〈第6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53.）1914年1月，袁世凯发布解散国会令和省议会令，议会制和多党制在实质上已经失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事实证明，不触动旧的社会根基……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06.）

中国共产党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因为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最后终于革命成功，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这实质上体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这种首创精神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酝酿建党之时就强调坚持的独立自主的精神为基础的。

1919年7月13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0号发表《真正的解放》一文，文中真实表达了建党所坚持的“独立自主”精神，“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1921年6月，中共建党前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人会谈时提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也不能例外。陈独秀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金一南.苦难辉煌〈上册〉［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8：43.）

三、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与实事求是

1921年1月1日至2日，在新民学会长沙学员新年大会上，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比较了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之后发言说：“我极赞成主用俄式方法改造中国”“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一大”，在嘉兴南湖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对同行好友萧子升预言说：“如果我们努力奋斗，共产党在三、五十年内就有可能统治中国。”（青年毛泽东之路〈28〉一大发预言［N］.湖南日报，2014-02-26.）

那么，党的创始人为什么坚信俄国式的革命是改变中国的唯一正确道路并且为之奋斗直到革命胜利呢？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来源于对中国国情实事求是的认识。一旦有了这种基于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在革命实践中就会生成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无论是理论创新，还是社会调查和革命实践，无不灌注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早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们就通过深入实际，了解中国社会的本来面貌。李大钊在1919年3月所写《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骡马》一文，发表在《每周评论》1919年第12号，文章虽短，但堪称中国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文章真实地描写了唐山煤厂工人工作生活的恶劣状况，以及工人身心遭受的摧残，揭露了旧中国比19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更不人道的包工制，指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文章描述了唐山煤厂这样一个近万名工人聚合的地方，竟没有一个工人组织的团体。唯一的一次因为罚款引起的同盟罢工，还是没有结合的、无意识的、强迫的罢工，最后自然是不了了之。说明缺乏先进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工人阶级的境遇就不可能改善，工人运动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1919年4月，陈独秀在《贫民的哭声》一文中，通过分析当时北京十几万底层人民的生存状况，剖释了当时中国和欧美各国贫富悬殊的不同原因和不同的革命任务。欧美各国贫富悬殊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的，其趋势是“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中国贫富悬殊的原因是“那有钱的人，……乃是做文武官卖国借款拿回扣搜刮抢劫来的。通国的钱财，都归到这班文武官和他们子孙的手里。弄得中等人家，仅能够穿衣吃饭，穷苦的人连衣食都没有，若是有工厂去做牛马似的苦工来糊口，还算是福气。”（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531-532.）深刻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特征。

早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们在了解了中国社会本来面貌的基础之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找到了改变中国命运的规律。1920年9月，陈独秀在回答费哲民关于妇女、青年、劳动三个问题时说：“我以为解决先生所说的三个问题（其实不止这三个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因为照现在的经济制度……更可以说除阶级战争外都是枝枝节节的问题。”（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170）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在纲领的第一条就确定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即“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３.）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客观存在的，从基于实事求是而获得的改变中国命运的客观规律出发，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才能取得成功，并为之树立了坚定不移的理想，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最终建立了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来源于对中国国情实事求是的认识。

四、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与群众路线

习近平在《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中说：“中国共产党载着红船的意愿，以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努力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依水行舟，忠诚为民，成为贯穿中国革命和建设全过程的一条红线，也是‘红船精神’的本质所在。”“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政党的显著标志。”做到立党为公、忠诚为民，首先要密切联系群众。

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就深刻认识到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在论及“五四运动”时说：“当时，学生作了很大的努力，想唤起群众对政治事件的兴趣，可是，这种努力一直没有效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学生运动就逐渐削弱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册〉，11-12）所以，《报告》主张立即着手解决密切联系群众的问题，即“怎样使工人和贫民阶级对政治感兴趣，怎样用暴动精神教育他们，怎样组织他们和促使群众从事革命工作。”

在认识到密切联系群众重要性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反复强调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仅从中共“一大”闭幕到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前后一年左右时间党的文献来看，1922年6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册〉，４４）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更进一步强调：“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占第一位。”并要求：“制定保护工人农人和妇孺的法律。”（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册〉，６３）

在群众路线形成过程中，李立三、陈毅、周恩来等许多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也在不同时期做出过理论贡献。但毛泽东同志是在他的一系列著作、讲话和实际行动中，对群众路线阐述得最多、最为系统、最为深刻并且最努力付诸于实践的党的领袖，毛泽东是党的“群众路线”理论的奠基人。1943年6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

而毛泽东集中阐述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是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毛泽东选集〈第３卷〉，1094-1095）他同时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选集〈第３卷〉，1096）毛泽东在报告中的精辟论述使党的“群众路线”理论提升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正式形成。我们可以从以上论述中深切感知到“群众路线”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本质意蕴。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群众路线的先声和时代性成果，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

无论是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一系列精神，都是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高度凝炼和升华，而红船精神无疑是这一系列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头，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