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1143-1194），字同甫，号龙川，学者称“龙川先生”，是南宋浙东“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在面对海内涂炭、政令日驰、浮靡之习日盛的内忧外患格局下，他矢志不渝，一生以富民强国为志，以事功之学为本源，曾五次上孝宗书，提出一系列关于经济改革的主张，其中商业思想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此方如金等学者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方如金，陈国灿.论陈亮的商业思想［Ｊ］.浙江师大学报，１９９５〈６〉；赵瑶丹，方如金.论陈亮“农商相藉”的重商思想及经商自救活动［Ｊ］.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但在对商业的微观作用认识上，尤其是陈亮俨然把经商致富看成提高声望，复兴家族的一种方式，还有进一步研究空间。因此，本文拟对陈亮的商业观略加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农商相藉”的命题

陈亮在《四弊》中，从社会分工体系入手，就行业中农商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古者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无相通，民病则求之官，国病则资诸民。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之相补，而非求以相病，则良法美意何尝一日不行于天下哉。……而周家则一切付之，使得以行其意而举其职，展布四体，通其有无，官民农商，各安其所而乐其生，夫是以为至治之极。”在这里，陈亮提出了“农商相藉”的主张，认为农业与商业好比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求以相补，相辅相成，“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事实也如此，农业是商业发展的基础，农业经济的发展给市场中带来了更多的农产品供以流通，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经济环境；反之亦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商业的繁荣给农户带来了众多便利，根据供求关系，又为农户提供了市场导向作用，成为联系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中间纽带，尤其是对经济作物种植的规划引导，他认为既然二者关系这么紧密，都能创造社会价值，就不应相向而行。同时，陈亮还晓以例证，指出周代君王采取积极的政策让农商各行其意，各司其职，这样一来，“各安其所而乐其生”，陈亮也认为这样的方法是为“至治之极”（此段引文均为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增订本［Ｍ］.北京：中华书局，19７７：１４０.）之法。

第一，从生产结构来看，南宋初年，由于经济重心南移的定型，使南宋经济能够得以快速发展，农业、手工业的繁荣，又为商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市坊合一”、“草市、集市、经济城市的兴起”、“海外贸易、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等等，都成为南宋商业高度发达的真实写照，其中特别是陈亮生活的两浙路更是南宋商业发展最为繁荣的地区，“南渡以来，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表明两浙路高额的粮食产量已然能够满足百姓、朝廷日常所需，如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明州部分地区亩产量甚至达到6-7石食货七之四五，至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浙闽地区亩产量普遍也有2-3石，高于全国平均亩产2石的水平，加之两浙地区垦田数量的不断扩大，使“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成为了当时普遍共识，而两浙路也因此成为南宋最大的产粮、运粮基地。换言之，就是在这样农业经济自身能够供以所需的条件下，商业对农业的消极影响已不能改变两浙路农业高度发展的客观现实，商业经济才会获得进一步发展。也正是在这一前提基础下，陈亮生活的两浙路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重心，都城内琳琅满目，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客栈、歌馆、茶肆、商铺应有尽有，“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既无虚空之屋”，以致南宋以来奢侈消费风气日盛，“虽屡降指挥，而奢侈之风终未能绝”，“至如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此邦风俗，从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奢靡之风不仅日渐的呈现世俗化、市场化，更引起人们对财富的狂热追求，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整个南宋社会风气日益向趋利性的方向转变，严重地冲击了传统以来“重义轻利”的伦理观念。而先秦时期乃至后代，这种“工商众则国贫”的抑商主张显然与当前时代环境大不相同，促进商品流通，已然成为一种不可替换的赋税手段，商业富国也成为当时士大夫的一种共识。

第二从时空上来讲，从先秦时期到南宋初年，已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统治疆域不断扩大，人口数量激增，部门种类也已逐渐完备，其所带来的问题就是在维护封建国家统治上，必然要面临巨额的财政支出，这显然与孔孟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南宋初年困扰统治集团的财政问题，岁币与三冗费用每每都是由中央摊派于郡县，最后直接落摊于民，造成百姓罢弊，民不堪命，而当时严重的农业赋税已甚于前代，“宋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此外，还有各种苛捐杂税，如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版账钱等，名目繁多，如果还是固守传统，不言财利，只图取农业这一税源，显然已经不行了，必须要利用赋税的手段来扩充商业税源。

第三， 从陈亮个人经历来讲，表现为观念上的前卫性，这与他的从商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乾道五年（1169），陈亮写下《中兴论》上奏天廷，旨在变家法，以达富国强兵之效，但未有反响。次年，心灰意冷的他开始内省，决意归隐乡间提升自己的学问和道德修养，了解道学内涵，开始深谙张载、二程学说。但与此同时，陈亮在生活上却不尽如人意，遭遇了重大变故，特别是表现在经济上，由于家庭的困境，陈亮祖父母、母亲死后，因无钱并没有安葬，他一度对财富的渴望非常大，如淳熙三年（1176），陈亮四次永嘉之行被认为目的是在经商致富；直到淳熙五年（1178），陈亮科举失意，在《与吕伯恭正字》一信中，提到：“亮本欲从科举冒一官，既不可得，方欲放开营生，又恐他时收拾不上，方欲出耕于空旷之野，又恐无退后一着”，表明在他的内心深处并未对经商有所鄙夷，反而都有进一步放开营生的念头，而这种对商业致富的认识也开始在陈亮心中树立起来。尤其是在给他人写墓志铭时，陈亮对商人群体就十分关注，对富商大贾所体现的社会责任特别称赞。

但需强调的是，陈亮对商业的认识又具有局限性。诚然，他从社会经济结构上来论述，认为农业和商业对国家赋税保障有同样的功用，只不过是各有侧重，希望改变传统世人将商业视为“贱类”、“末业”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使其提升到与农业一样的均衡面上来，这在当时“重义忘利”、“重本抑末”的社会思潮中无异于一股新流。但与同时期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来说，旗帜鲜明地提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强调新四民的观点，尤其是叶适对商人与仕政治地位关系的重新界定概述，提出“其要欲使四民世为之，其理固当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事。至于丞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叶适.叶适集［M］.北京：中华书局，19７７：１６７.），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通过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不仅体现出社会发展中商人的地位作用，而且更加突显地反映了商人的切身利益，追求政治仕途权力的合理性。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看，这无疑相比陈亮“农商相藉”的观点，更多从国家宏观角度、经济功用角度入手来表明商人对实现富民强国的重要性，更为彻底、激进。当然，二者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商人阶层的利益，但这里的商人阶层，只是更多强调与商业有密切接触的中小地主阶层，并不是代表纯粹经营商品生产的工商业阶层利益，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商业所体现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作用，而不是商业发展本身，这也是时代的局限性所造就，其农商关系思想的变化本身也是社会现实变化的结果，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变化和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 对榷酤“立”与“废”的矛盾探析

陈亮认为“本朝重私饮之禁，而在官则或税或榷，随其风俗之便，固不专与斯民争利也”，原先在对待酒类专卖问题上，南宋王朝继承了北宋以来的官榷和买扑制，榷酤制度有所放松，不与民争利，但自各地赡军酒库设立以来，“户部赡军、激赏之库棋布于郡县，漕司有库，州有库，经总制司有库，官吏旁午，民曰趁办，而去来无常人，收支无定籍，所得盖不足以偿其费，”与民争利风气日涨，往往酒税无定额，去来无常人，使“民之破家械系者相属也。”这样一来，“上下交征微利，则何以保斯民而乐其生哉?”（引自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7：１６２～１６３.）可以看出，陈亮反对各地过多的别置酒库，巧立名目，搜刮于民，认为这种方法无利于民。但此时他也并不主张废除榷酤之法，相反，他强调应该调整榷酤政策，调和国家榷酤之利和百姓榷酤之弊之间的矛盾。

在《陈亮集·问榷酤之利病》中有述：“夫谷者，民之大命，而田亩之间种秫相望，乐岁之谷如弃物，而秫不以凶年而常售，其价至或倍蓰于谷，上之人方幸榷酤之利，奈何熟视而不为之法乎！今将罢户部、诸司、州郡之库以风动之，一切听民自卖，顾何以严私酤之法？何以重群饮之禁？何以使民生不嗜于酒？何以使田亩不坏于秫？将使保民之间而获其利焉，则必有其道也。”在这里，陈亮强调谷物是百姓的立命之本，但由于酒是一种日常生活用品，利润较大，使农户往往多为种植以高粱为主的经济作物，这使得丰年时作为粮食作物的谷子却如同弃物，就会损害了百姓利益；反而作为专卖制度下的高粱却不因丰年或者荒年得以常售，况且，高粱的价格又数倍于谷，朝廷也因榷酤而获利，但统治者不管这些情况，只顾酒类专卖的利益。可是，假使现今罢户部、诸司、州郡之库，一切听民自卖，但这如何严格执行禁止私人酿酒的法规？如何控制民间群饮之禁？况且，民众趋于酒利，大肆酿酒，广泛种植高粱，往往会形成市场效应，但因缺乏合理的市场调节，以致出现类似“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局面，使农户适得其反，也会因酒而受困。因此，陈亮最后强调在保障百姓利益同时，又要能保证国家的利益，这也一定是有方法的，只不过是他也没找到这种策略。

相反，同时期的叶适明确反对对酒业的禁榷，在《叶适集·平阳县代纳坊场钱记》中记载：“自前世乡村以分地扑酒，有课利买名净利钱，恣民增钱夺买。或卖不及，则为败缺而当停闭。虽当停闭而钱自若，官督输不贷。民无高下，枚户而偿，虽良吏善政，莫能救也。……钱之以贯数二千六百七十三，州下青册於县，月取岁足，无敢蹉跌。保正赋饮户不实，杯盂之酤，罂缶之酿，强家幸免，浮细受害。穷山入雲，绝少醉者，鬻樵雇薪，抑配白纳，而永嘉至有算亩而起，反过正税，斯又甚矣。”在这里，叶适细数了当时买扑制度下坊场的弊端，认为当时的榷酤制度其实质已成为官员敛财的工具，往往提高酒税，压榨百姓，无利于民。

可见，不同于叶适对禁榷之法的反对，此时陈亮对榷酤制度显现出一种“立”与“废”的矛盾冲突。作为增加财富的赋税手段，陈亮并没有一味的追求利益，而是更多强调一种平衡之策、调和之法，分别从民生、国家层面的角度出发，使国家和百姓都能因榷酤而获利，兼而得之，使其功效达到最优化。但需强调的是国家对专卖制度的强化，会干扰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不利于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这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同时，国家行酒榷之法，是以增收财政收入为前提，如果过分地用行政手段干涉市场经济活动，集权过重往往也会形成官商勾结，以敛财为目的。显然，陈亮在此时并没有全面考虑到榷酤制度带来的种种弊端，而是以策问的形式提出自己的观点，并没有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联系。

淳熙十二年（1185），通过义乌县尉赵郡君师给他的书信，陈亮才进一步认识到榷酤制度给民众带来的沉重负担。据《陈亮集·义乌县减酒额记》记载：“义乌尉赵君师日以书来曰：邑之课额，惟酒为重。岁之二月至于八月，煮酒以四百石为率，为缗钱八千六百有奇，余为清酒，犹四千八百缗。乾道初，有宰驱八乡牙櫃列之市肆，商贾争来，榷酤倍入。既贡有余于郡，又增岁额一百石。及市易者交病，而官听其便，独酒额如故。”表明在短短六月，县邑就要征收一万二千四百缗的酒税，可见酒税额度之重，百姓也因以为困。对此，陈亮也深叹自己当初对榷酤制度过优的评价，说：“亮穷叹榷酤之兴，本以佐军旅之用，而其实则使民不得自便于酒，犹未戾于古者禁民饮之义也。其后设计巧取，而始专于利矣。今郡县之利括之殆尽，能者无所用其力，惟酒为可措手，而一县之计实在焉，又從而括之，则县不可为矣。剥床及肤，其扰岂不在民乎！”这也表明陈亮在此时才真正认识到酒榷危害甚矣，然需强调的是，陈亮只是看到了榷酤制度对民众造成的苦难甚重，并未站在商人阶层上，表露出酒榷专卖给商品经济自由发展给来阻碍的考虑，显然，提倡功利的陈亮并没有认识到此种弊端，真正代表商人阶层的利益还是有限，但他对榷酤制度不同时期的不同看法，也突出地表明了陈亮商业思想是富于变化的，更具现实性、实效性。

综上，陈亮“农商一事”的商业观，敢于直面抨击传统以来根深蒂固的“重本抑末”理念，重新论证了商业在富国、富家的合理性，这无疑是南宋以来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下，地方家族实现社会流动的一个真实映照，反映了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方向，对于打破传统封闭的思维具有突破性的意义。虽从根本上，他还是从“国家本位观”角度出发，以富国强兵、解决社会需求为目的，特别是其“本而守之”观念使其商业思想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强调“重利贵义”的理念和对榷酤的思辨性认识，无疑对当今新时代下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其商业观念在当时乃至后世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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