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塑造了全新发展图景。以“内容生成”“话语交互”和“泛在分布”为核心技术优势，人工智能得以提升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温度、深度与力度，由此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形成积极效应。但是，在人工智能的社会化进程中，“算法失当”“权力越位”“身体退场”也相继引发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知认同被消解、情感认同被侵蚀、行为认同被解构等多重症候。为此，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推动算法向善以强化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知认同，重塑价值理念以提升青年主流意识形态情感认同，确保主体在场以增强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行为认同，精准解蔽人工智能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负面效应，推动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迈向更高发展阶段。

关键词  人工智能；网络空间；青年；意识形态

近年来，生成式AI与大模型浪潮席卷全球。国内AI领域快速发展，以百度“文心一言”、阿里“通义千问”、深度求索DeepSeek等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相继涌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防控问题日渐紧迫。人工智能为网络空间的合理建构与稳定运行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成为影响青年群体价值取向、精神风貌乃至实践模式的重要力量，并在无形之中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施加深层次影响，由此悄然塑造着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态度、情感与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不断实现突破，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1]基于此，研究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在理性审视人工智能技术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所产生的“双刃剑”效应的基础上，通过解蔽人工智能技术的多重负面效应，挖掘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进阶路径，为强化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策略支撑。

一、人工智能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积极效应

以“内容生成”“话语交互”以及“泛在分布”为核心技术优势，人工智能通过提升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温度、深度与力度，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形成积极效应，最终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实际效能。

（一）“内容生成”提升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温度

如今，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即是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自觉反映党和人民价值愿景的一系列价值准则的认同。“凡是企图不用说理而用压力来维护任何意见的权威性的人，也许用意是好的，但事实上却会造成严重的危害。认为撇开真理的内在的说服力而可以通过任何其他媒介去宣传真理乃是一种严重有害的错误。”[2]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赋能主流意识形态兼具内容真理性与形式多样性，由此获得了青年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广泛认同，提升了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温度。具言之，基于自然语言处理（NLP）、计算机视觉（CV）和生成对抗网络（GANs）等技术支持，以用户的输入数据为任务指令，人工智能得以通过深度学习模型，从海量数据中准确提取特征，持续生成符合用户需求的信息，并将之自动转化生成为文本、音频、图像、视频等多模态的内容。如此，凭借其强大的内容生成能力，一方面，人工智能能够依托大数据、机器翻译等技术，通过智能文本生成，将主流意识形态深奥晦涩、乏味枯燥的原理性知识转化为各种引人入胜的生动图像、视频等形式，以此在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大众化、青年化阐释中赢得青年群体内心认同与理解。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通过优化算法模型，在精准勾勒用户“数字画像”的基础上，根据年龄、性别、学历、知识结构、价值谱系等不同数据标签，准确研判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误区与不足之处，从而针对性地分发、推荐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内容，在“千人千面”的意识形态教育实践中助推青年触及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本质层面，这无疑形塑了青年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确认知与深度认同，提升了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温度。

（二）“话语交互”拓展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深度

话语是对价值的承载，一定的价值意图必须借助于特定的话语形式进行表达与彰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目标旨在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塑造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价值愿景和追求。“话语交互”机制的存在，使得人工智能得以在对话过程中，将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润物无声地送抵青年心理与情感结构的最深处，强化了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深度与强度。基于自然语言处理和深度学习技术，人工智能借助语义理解、个性化适配、情感计算等核心原理，能够理解、生成和优化自然语言，并以高度拟人化的形象同用户进行连续不间断的交互式对话，不断输出各种具有内在逻辑性的话语内容。话语交互机制作用下，一方面，人工智能能够依托情感计算技术准确分析、识别到青年的情绪与情感状态，合理运用话语策略、及时调整话语内容与交流语气，通过正确运用历史故事、英雄事迹等正面案例，激发青年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深层情感共鸣。另一方面，有别于传统意识形态教育实践中主客体极易产生话语鸿沟，现阶段的人工智能表现出极强的互动感与参与性，可以在对话过程中主动引导青年深度参与讨论，激发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主动探索与深入了解。如此，凭借话语交互机制，人工智能得以在深入浅出地讲解中深化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理解，由此拓展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深度。

（三）“泛在分布”增强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力度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意识形态不是隔绝于现实生活而独自漂浮在上层建筑之中的“绝对观念”或抽象概念，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基础上形成，本质是一种“实践的意识”。唯有回归到社会存在与主体的生活实践之中，方有可能找到理解意识形态本质的“秘钥”。只有植根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及其生活实践，意识形态才能验证其有效性、合理性，进而取得主体认同。恰如塞奇·莫斯科维奇指出：“大多数民众对于一种意识形态（意义系统）的把握，一般都会根据自己的社会阅历、知识积淀以及具体的生活需求将之转化为某种可以操作或者触摸的形象化指标。然后，人们就会用这些形象化的指标来衡量、评价意义系统提供主体为他们提供的实际的物质的或自由的条件。”[4]作为一种技术力量，人工智能在青年日常生活世界的泛在分布，助推主流意识形态得以获得青年群体的强力认同。具体而言，伴随着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的日渐成熟与完备，依托于各类传感器（如摄像头、麦克风、环境传感器）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的全景式嵌入与广泛部署，人工智能能够实时采集、捕捉及归纳青年的行为参数，在将之上传到云端计算平台后，分散数据得以被整合为全面的用户画像，青年的价值取向、心理状态以及行为模式也由此成为一种可被观察与分析的“可视化资源”。泛在分布之下，人工智能可以凭借数据驱动便可实现对青年的意识形态关注，及时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还能够对青年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接触到的错误意识形态内容展开自主监控、预警与批判净化，从而为青年坚定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培育良好的价值生态。

二、人工智能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负面效应

马克思指出：“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5]应当坦诚，人工智能在为培育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带来积极意义的同时，因技术运用所伴生的各类负面效应同样不容小觑。“任何一种理论或思想要转化成主体自觉的行动，首先需要主体对理论或思想本身产生认同，而认同过程可分为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三个阶段。”[6]人工智能运用进程中，“算法失当”“权力越位”“身体退场”相继引发了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知认同被消解、情感认同被侵蚀、行为认同被解构的多重危机，由此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构成消极效应。

（一）“算法失当”消解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认同

算法，是保证人工智能系统运行的“灵魂”和“大脑”。然而，人工智能运用进程中，算法会产生“技术黑箱”与“信息茧房”的失当行为，模糊了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与理性认知，消解了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认同。

其一，算法偏见制造“技术黑箱”，误导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知。人工智能的实际运用中，由于设计的主观性、结构的复杂性以及知识的专业性，算法作为控制信息流通与分发的核心技术，其技术运行逻辑通常难以被外界透彻理解，由此致使算法成为一个不被外界所知的“技术黑箱”。“技术黑箱”掩护之下，一部分暗含着错误价值导向的偏见信息在经过加工改造之后被算法推向青年群体，置身黑箱的信息冲刷中，青年可能会无意识地转移自身的注意力，以错误价值准则衡量和评价主流意识形态，将错误意识形态奉为圭臬，最终歪曲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知。

其二，算法偏好产生“信息茧房”，削减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认知。“理性认知是对认识对象的基本内涵的深刻把握，它具有抽象性和确定性，是情感认同的基础和实践的深层动因。”[7]人工智能实际应用中，算法技术能够通过分析青年用户的历史行为和偏好，自主生成个性化的内容。算法定向“投喂”使得青年往往只能接触到符合其兴趣爱好、价值偏好的单一领域与类型的意识形态内容，长此以往不仅会进一步压缩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而且极易导致青年个体的固有价值观走向偏执与极端，形成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屏障与肤浅判断，直接消解青年的主流意识形态认知认同。

（二）“权力越位”侵蚀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

“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8]情感认同是指主体在情感层面上对客观事物产生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人工智能在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实践中产生“权力越位”，通过淡化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态度、压抑青年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交流，于无声中侵蚀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

其一，“资本逻辑”淡化了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态度。“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9]为了将青年纳入扩张版图，满足自身增殖意志，资本逻辑常借用“人工智能”的强大力量，蓄意炮制与生成各种迎合青年浅层价值需要的历史虚无主义、泛娱乐主义、消费主义等内容，并在算法助力下实现精准“投喂”，企图以此驯化青年卸下意识形态武装，助推资本不断攻城略地。在资本逻辑的庇护下，各种敌对意识形态横行，影响了青年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态度。

其二，“技术霸权”压抑了青年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交流。马克思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0]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社会化运用，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却使得青年在同人工智能的技术交往中渐趋形成“拜物意识”，由此引致人工智能得以从一种被人所发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僭越成为一种控制、规训人的权力体系。沉浸在人工智能精心构建的“效用世界”中，青年深陷“拜物意识”，表现出对其思想引领与价值召唤的不屑一顾，形成了依赖人工智能的思维惯性，这削弱了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影响力。

（三）“身体退场”解构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行为认同

行为认同能够将抽象化的意识形态概念转化为具象化的实践行动。英国身体社会学领域学者克里斯·希林在其代表作《身体与社会理论》中提到：“我们的感觉、认知能力和行事能力，都必然关联到我们都是具身存在这一事实。”[11]以青年“身体缺席”与身份冲突为显在特征，人工智能制造的泛在化数字身份得以取代真实身份，诱使青年主体“身体退场”，最终解构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行为认同。

其一，“身体缺席”诱导青年抵制主流意识形态的行动引领。需要看到的是，人工智能的这一技术特性虽然打破了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边界”，使得青年能够不受约束地遨游驰骋于“赛博空间”之中，但倘若不懂节制、一味沉浸其中，必将不可避免地对青年造成消极影响。要言之，人工智能从青年的认知结构入手，系统集成算法、交互式媒体、深度学习等技术手段，创设出一个能够满足青年多维感官体验的数字虚拟空间，从而诱使青年沉浸其中、流连忘返。长此以往，部分欠缺自律能力的青年极易沉浸在虚拟生活中，在面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召唤和行动引领时反响平平，减损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引领力。

其二，“身份冲突”导致青年反叛主流意识形态的行动方向。通过制造圈群化的“身份冲突”，人工智能致使青年产生价值越界，反叛主流意识形态的行动方向，由此消解了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行为认同。凭借算法推荐、数据分析和行为预测等技术机制，人工智能将天南地北的具有相同兴趣爱好的青年用户聚集起来，形成诸如历史圈、娱乐圈、体育圈等不同类型的网络圈群。单个青年可能同时具有多种圈群身份，“但小众化的圈群往往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有一定的鸿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圈群依赖取代共识”。[12]因而，不同圈群之间容易发生价值冲突。一旦青年认知系统被信奉错误价值取向的圈群身份所占据，那么其往往会为了附和圈内典型意见，背离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要求，主动走向非主流意识形态的阵营，严重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向心力、认同度。

三、人工智能时代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进阶路径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塑造了全新发展图景，应通过推动算法向善，强化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知认同；重塑价值理念，提升青年主流意识形态情感认同；确保主体在场，增强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行为认同，推进人工智能时代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迈向更高发展阶段。

（一）推动算法向善，强化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知认同

技术黑箱与算法偏好致使算法被异化成为一种操纵、支配青年意识形态的工具，进而导致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知与理性认知被误导和消解，最终解构其对主流意识形态认知认同。必须坚持驱动算法透明与维护算法公平相统一，在推动算法向善中强化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知认同。

其一，驱动算法透明，引导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知。一方面，明确规定算法平台必须无条件向社会公众、算法覆盖群体以及政府职能部门公开算法，通过披露算法的基本原理、运行逻辑以及思考过程，帮助大众能够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算法的内在机制，从而在算法运用过程中坚定主体意识，避免被躲藏在算法黑箱之中的错误价值观念所迷惑与影响。另一方面，必须联合算法平台、算法设计者、算法对象、政府部门等各方利益主体，共同创建一个具有中立性、专业性并且可被信任的算法审查机构，通过建立算法审查机制与算法审查队伍、完善算法审查制度等核心举措，强制要求平台向算法审查机构进行算法公开、备案与解释，以此避免算法彻底沦为错误价值观的工具，遮蔽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知。

其二，维护算法公平，塑造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认知。一方面，要坚持以主流价值导向驯化算法，将社会主流价值观深度嵌入到算法技术的研发、运用的整体过程中，通过强化主流价值观在算法推荐中的权重与比例，降低技术“作恶”的伦理风险，最终推动算法向青年群体自觉传播正能量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另一方面，要坚持以法律法规约束算法，通过颁布、出台与人工智能尤其是智能算法、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构建算法技术嵌入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完善法律体系，规范智能算法技术运行，化解其意识形态风险。

（二）维持主导意识，提升青年主流意识形态情感认同

资本逻辑的纵容和智能技术的崇拜，使得主体在同资本与技术的交往活动中丧失主导意识，无形中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对青年群体的情感吸引力。为此，必须强化主导意识，通过规制资本逻辑和纠正技术定位，强化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态度与交流欲望，提升青年主流意识形态情感认同。

其一，规制资本逻辑，重燃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态度。人工智能时代，必须正确认识资本的二重性。一方面，要设置资本“红灯”，控制资本逻辑在人工智能领域无序扩张，助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坚力量的“国有资本”积极进入人工智能领域，有力遏制资本逻辑试图借助技术力量入侵主流意识形态，进而掌控价值权力的不良趋势。另一方面，要设置资本“绿灯”，通过制定完善的投资条例、管理办法以及体制机制，引导私人资本有序进入人工智能产业领域，以此为加强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提供强大技术支持。

其二，纠正技术定位，激发青年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交流。“应当注重技术与道德的共生，使人工智能不仅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也能成为增强人类福祉的有力工具。”[13]具体而言，一方面，在思维前提下，必须界定人工智能技术的价值定位，明确认识到人工智能服务于“现实的人”的技术本质，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加强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传播与安全等方面的独特优势，牢牢坚守技术“为我所用”的价值立场。另一方面，在现实运用中，必须明晰人工智能技术的功能定位，动员大众尤其是青年个体在运用人工智能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批判意识与创新思维，从而有效避免形成技术“拜物意识”。

（三）确保“身体”在场，增强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行为认同

人工智能的虚拟现实与圈群建构，导致青年产生“身体”脱域化、身份冲突化等多元症候，助推青年“身体缺席”数字虚拟空间，由此解构主流意识形态的行为认同。基于此，必须通过激发主体“自为”和破除圈群壁垒，确保青年“身体在场”，以引领青年积极践行主流意识形态，强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行为认同。

其一，激发主体“自为”，强化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行动响应。必须通过提升个体理论素养、强化个体专业认知，推动青年主体从自觉走向自为，强化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行动引领。一方面，要加强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力度，通过丰富教育形式、切换话语风格等举措，助力青年全面汲取、深刻体悟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从而以科学理论武装青年头脑，推动其从被动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到主动践行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指引。另一方面，要在全社会推进人工智能的通识教育，促使青年正确掌握人工智能的技术原理、安全风险以及应用场景，具备基本的人工智能专业知识，有力抵御人工智能的技术理性侵袭。

其二，破除圈群壁垒，助推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行动追随。一方面，要回应青年价值诉求。必须看到，青年网络圈群的形成与固化，算法推荐、大数据的助推只是外部因素，根本原因在于青年的合理的价值诉求无法得到正确回应与引导，方才衍生出各种圈群乱象。主流意识形态优化内容设计、创新方式方法，正确看待青年合理的精神文化需要，及时回应青年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各类情感、心理、价值议题，进而以主流意识形态穿透圈群壁垒，引导青年理性认识数字虚拟生活，实现青年网络圈群良性发展。另一方面，必须注重协同治理，在完善制度建构，加强各类青年网络圈群监管力度的基础之上，统筹政府官方力量与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引导青年网络圈群自觉回归主流意识形态的前进轨道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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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阎国华,韩硕.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境遇与促进策略[J].探索,2022(04):171-184.

[13]陈柳钦.人工智能发展中的伦理挑战与应对策略[J].江南论坛,2025(03):72-77.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易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