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马克思在“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范畴中找到了交互性主体，对西方现代化主体的单向度状态和困境进行了批判和破解。中国式现代化延续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并吸收了交互性主体内涵，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人成为具体的、全面的、有尊严的人，由此生成了人民性主体，这是对西方现代化单向度主体的超越。从西方现代化主体陷入单向度困境作为逻辑起点，到马克思提出交互式主体逃离西方现代化主体的单向度困境作为逻辑中介，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生成人民性主体超越西方现代化单向度主体作为逻辑终点，构成了现代化主体性之逻辑嬗变。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西方现代化；人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人学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人作为现代化的主体，在不同历史境遇中铺展了不同意涵。如果对西方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主体性考察则会发现，从西方现代化视域下陷入单向度的人到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超越单向度的人的主体性跃迁，揭示了现代化主体的逻辑嬗变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对此过程进行梳理与辨析，对于深刻把握现代化的人的主体性深层次内蕴，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陷入单向度：西方现代化主体的困境

从广义来说，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由传统农业文明转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程；从狭义来说，现代化是指落后国家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的过程。[2]马克思根据16世纪以来欧洲社会剧变、大工业兴起，以及产生了具有以往人类任何历史时代都无可比拟的科学和工业力量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阐述了关于现代化的思想。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深刻洞察，马克思认为，尽管到了19世纪西欧资产阶级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已经实现，但他仍然看到了具有巨大科学和工业力量的背后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性矛盾，看到了发端于欧洲并席卷世界的现代化在给世界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使人类社会面临深刻的危机。这一危机从外在维度来看，主要表现为西方现代社会经济、政治两极分化，社会撕裂、文明冲突，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灾难愈演愈烈；从内在维度来看，表现为西方现代化主体陷入了单向度的困境。

对人的主体性的理解和确证是现代化的前置条件，同时也是现代化的终极归宿。对现代化而言，作为主体的人是其动力和活力的来源，因为人对自我意识的理解与确证，从本质上规定了人的态度、心理和思维方式，进而引导了人的一系列现实行为。[3]正是基于个人自身的需求、能力得以满足和发挥的各种创造性活动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同时，现代化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实现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因为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既是发展过程本身的目标，也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前提条件和方式。

“人是现代化的主体依靠，现代化是人的发展场域。”[4]现代化的发展实践离不开人这个具有丰富性、多样性特征的主体而存在。无论是经济基础的变更、生产技术的改良、物质财富的累积，还是上层建筑的变革、思想文化的创新、精神财富的创造，都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产物，都是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现代化的出发点和主体是人，现代化的落脚点和目的也是人。脱离了人的现代化不可能也不存在，摆脱人的因素，其他现代化元素也不再具有存在的意义，更不可能产生任何现实效力。

从世界视野来看，作为主体的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逻辑嬗变过程，这一过程以西方现代化中的主体觉醒为其起点。在西方历史上，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们自身存在的自明性是坚不可摧、无懈可击的”，[5]从而凸显了理性的力量，由此开启了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形成了近代启蒙思想的支柱。近代以来,启蒙哲学对人的发展十分关注，主要是通过对主体自身的反思，超越了理念、共同体、上帝等古代哲学的原则对个人带来的压制，使主体在哲学中获得独立性地位，带来了主体的觉醒。启蒙运动思想家们赋予人类理性的力量以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认为人类可以借助理性的力量来理解人自身及其环境的真正本质。这种对理性力量的信仰和运用所催生的主体觉醒体现在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表现为自我往往被建构为宇宙的中心和独立的存在，这种个体的自在分离和个性的充分释放，使得社会内部的潜能被充分挖掘，人的个性得以释放并催生了日益增多的发明创造、科技革命，带来了时代变革，推动着现代化快速前进。然而，现代化的发展又反过来助推个体理性的发展，更加彰显了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这种基于理性力量之上的独立和自由就构成了现代人的本质规定性，因为人只有彻底从对大自然和共同体的依赖中解放出来，才能称其为现代人。

马克思对于人的发展过程则有更为深入全面的分析。马克思在关于人的发展的三阶段理论中指出，前现代是“人的依赖关系”阶段，该阶段生产力比较落后，人类尚未形成成熟的对象化意识和独立的个性，人们对自然和共同体是敬畏和依附的心理，人的物质生产和交往的立足点是整体；现代则是“物的依赖性基础上人的独立性”阶段，[6]该阶段生产力极大发展，人类进行物质生产和交往的立足点由整体转向了个体，人人都是理性、独立的个体，自我被视为一切思考与行动的起点与根据。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外在于人的神圣权威被拉下神坛，人不再是神圣权威的附属物，大自然和共同体不再被视为个体力量的源泉。相反，人只将自己视为权威，认为“‘我’成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他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7]自我和自然、共同体走向了分裂，自我被视为主体和中心，自然和共同体仅仅被视为满足自我抽象价值的客体和工具，自我成为了最高目的，一切外在于“我”的“他者”都被当成可供利用的手段，“我”凌驾于他人和自然之上，他人和自然都被放在为“我”所用的位置加以衡量，人与人之间是把对方视为实现自身自由的阻碍而非条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呈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这种物与物的关系就如马克思所说，“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8]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因其开创的现代化“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9]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所有世代创造出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0]但是，随着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出现，资本取代“天赋人权”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标签。[11]资本的增值属性和逐利本性使得“天赋人权”内容中自由、平等、博爱的普遍实现成为泡影，自由、平等、博爱变成了资产阶级到处殖民扩张以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口号。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只是资产阶级的财富、自由和解放，牺牲的却是工人阶级的财富、自由和解放，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带来的只是少数人的福祉，并不是广大人民对发展成果的共享。资本主义现代化用一种“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12]由此产生的不是人性的充分解放，而是人的异化。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失去了对自身的认同和控制，个体被迫在竞争中争取自身利益，导致人与人的关系变得虚伪和冷漠，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和对资源环境的过度开发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现代化中的人面临着多重剥离和疏离现象。

概言之，由于资本的斗争性、盲目性和逐利性把人的个体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主体只不过是单向度的主体。由此，马克思揭示了产生西方现代化内在危机的现实表现与内在根源，构成了现代化主体的逻辑起点。

二、逃离单向度：马克思对西方现代化主体困境的破解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才会具有历史的价值。[13]因此，不仅仅是工人被资本逻辑型塑为抽象化、片面化、单向度的人，资本家也因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的历史存在权，在无穷无尽追逐财富的过程中，成了抽象化、片面化、单向度的人。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关系正是单向度的主体产生的现实根源。他指出，“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14]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正是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和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样的基础上，人的自我观念和个人权利得以极力伸张，人人变成了只会追求物质利益的封闭“实体”，自我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自我以外的“他者”都变成了满足“自我”需要和利益的手段和工具。对此，马克思批判指出，在资本主义物质关系中，主体是片面的，它使人从“类存在物”的地位降低到了作为单个存在物的地位。[15]单向度的主体及其被宣扬所具有的自由、平等、财产等权利和观念也只是片面的。其中，个人是孤立、分离的单子，自然被视为其支配和控制的统治对象与压迫和奴役的外在客体，以及获取资本和抽象价值的纯粹手段和工具，相应的个人自由只是一种自我封闭的自由，人人平等也只是人与人作为抽象的、独立的不同单子之间的人类内部的平等，不可侵犯的财产则是对物质财富的绝对排他性占有。因此，虽然相对于“人的依赖”阶段中具有依附性的人来说，“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具有独立性的人是有进步性的，但这种进步性背后的缺陷也是不可忽视的，即人和自然的对立性以及社会生活统一性的瓦解。事实上，早在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时就已揭示，“人类历史上从来不曾有分离的、自由独立的个体，实际存在的个体总是生活在社会群体和政治秩序之中”。[16]

马克思针对西方现代社会基于物的依赖性所进行的对人的理解，指出“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才是理解人的正确立足点。[17]在他看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并非前现代那种凌驾在个体之上的共同体或者整体，也不是建立在孤立的、自私自利的个人基础之上的市民社会，而是指向自我和他人、人和自然、个体和共同体基于现实差别的统一的交往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西方现代化主体既突破了单向度的孤立性又避免了重新回到抽象的整体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只有当个人从抽象公民复归现实的自身，在自己的个体劳动、个体关系和经验生活中，成为“类存在物”，并认识到社会力量才是自身的固有力量，同时使这种社会力量组织起来与自身相同一的时候，人才能完成自己的解放。[18]可见，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分裂和对立的，在“自我”面前，他人、自然都变成了纯粹对象化的客体，变成了满足自我利益的纯粹手段和工具，只有重新找回人作为“类存在物”的本性，即找回人固有的与他人交互作用、协同存在的社会力量，才能实现人的解放，超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分裂和对立。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19]在马克思看来，人并非抽象化的、彼此孤立的个体，而是处于社会关系之中彼此促进、相互实现的主体，正是这种人与人共同建构起来的关系性“共在”构成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基础，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主体间的交互关系，构成了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的前提。由此，马克思认为应该用这种具有交互关系的主体来代替单向度的主体，这种主体并不是前现代社会中那种抽象整体遮蔽之下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主体，也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彼此孤立、分离、抽象的单向度的主体，而是获得了自立、自觉、自为，平等对待他者的交互性主体。正如卢卡奇指出，马克思所谈论的人决不是抽象的、一般的、绝对化的人，而是社会这个具体整体中的人，只有从社会这个具体整体中来解释人并使人具体化，才能真正解释社会。[20]不仅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在马克思“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范畴中得以拓展，从而丰富了其哲学内涵。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社会化的人将以合理的方式对他们与自然间的物质变化进行调节，使“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21]不难理解，马克思一方面反对唯心主义把社会理解为纯粹精神产物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反对旧唯物主义把社会理解为纯粹自然静态发生结果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综合体，并且“人与自然的统一”内蕴于“人与人的统一”。

这种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孕育了马克思的交互性主体。马克思曾批判费尔巴哈视自我和他人、个人和共同体的关系为自发的观点。其实，费尔巴哈只将理论活动视为真正人的活动，而贬低人的所有感性活动，认为人的感性活动是没有什么能动性可言的。马克思从能动的感性实践活动中，主要是劳动生产实践及其生产关系中，找到了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形成基础，从而揭示了社会赖以存在的现实根源，展示了“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作为交互性主体生成场域的来源。

质言之，马克思将物质生活条件基础上进行物质生产的现实的人作为其理论切入点，认为人只有首先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才能够充分发挥和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只有在物质生产交往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人的意识、观念、思想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因此，按马克思的观点，只有从变革物质生产关系这个基础着手，才是克服西方现代化危机的现实前提，由此构成了现代化主体逃离单向度的逻辑中介。

三、超越单向度：中国式现代化主体的生成

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却不能否认在这种批判之中蕴含了超越的可能，因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22]在马克思看来，对人的生命的占有，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扬弃，从而是人从家庭、国家、宗教等向社会的存在的复归，这种社会的存在也是人自身合乎人性的存在。对此，人们可以通过用新的社会形态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以打破资本主义异化状态下劳动对人的强制，使个人需要、能力、个性在劳动中得以充分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就是社会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生发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新形态，既延续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探索，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将公有制与资本相结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劳动产品的社会化占有和价值增殖不再只服务于少数人、某一利益集团，而是服务于多数人、整个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公有资本逻辑取代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资本逻辑，实现了国家力量对资本的合理引导和利用，既能充分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又能在面对资本的野蛮生长时可以充分发挥规范、制衡资本的作用，这就形成了相对西方社会而言的制度优势。随着对资本的性质有了更透的理解，对资本的作用有了更全的认识，对资本的规律有了更深的把握，以及对资本运行的治理能力有了更大的提高，这种优势会更加明显。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本增殖的本性使得物质利益成为人们穷尽一切方式追求的终极目标，工具性和有用性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人和自然都被对象化为手段和工具。在资本逻辑的主宰下，人被从经济价值角度去加以权衡与量化，塑造的是追逐私利的、孤立的、原子式的、物化的人，植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西方现代化的主体必然沦为单向度的主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其本质要求的中国式现代化则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开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吸收了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蕴含的交互式主体重要内涵，其培育的自立、自觉、自为的人民性主体否定和超越了资本宰制下自私的、孤立的、原子式的、物化的单向度的主体，赋予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相统一、相和谐的深层内涵。中国式现代化高扬了人的主体地位，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以人民立场为根本立场，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为其基本特色。可以说，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

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是人民性主体，它意味着人不是手段和工具，而是目的本身，具有尊严和价值。中国式现代化的劳动者克服了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免除了被剥削和压迫的痛苦，在劳动中确证了自己的本质性力量、感受到共享劳动果实的幸福。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主体并不仅仅意味着本国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也意味着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平等关系，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充满殖民、掠夺的西方现代化模式，而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这种对人的价值的真正观照，正是它能够从理论、实践和道义上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从而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性原因。[23]

马克思指出，从其现实性来说，人的本质并非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4]由此，马克思所追求的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并不是指单个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而是囊括了所有人的全人类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以私有制为基础，资本利益与群众利益是相互排斥的，因此并不是保障广大人民利益的共同体，而只是“保障资产阶级利益的‘虚幻的共同体’”。[25]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西方现代化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旨在开拓世界市场的普遍交往带来的是对其他欠发达国家和民族的殖民、剥削、压迫。因此，西方现代化建构的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统摄下的不平等世界秩序，宣扬的是维护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普世价值”，带来的是国家、民族、阶级、个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和不平等关系，形成的是原子化、抽象化、单向度的个人状态，并不能带来马克思所追求的人类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的是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建的是满足和保障人民需求和利益的社会交往形式和国家治理体系，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虚幻的共同体”，秉承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延续了马克思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提出的“真正的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是“‘权力在人’‘利益属人’‘价值属人’的现代化，在理念和实践中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属物性”。[26]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构建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和谐共处、多元互鉴、团结协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破除了“西方中心论”神话，为平等基础上的人类普遍交往、人类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简言之，在中国式现代化赖以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每个人在社会交往中互为存在的前提并获得人的本质规定性成为了现实，[27]并最终实现了自我与他人、人与自然、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和谐统一。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吸收马克思“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范畴中蕴含的交互式主体内涵意蕴，生成了人民性主体，建立了化解西方现代化危机的现实方案，构成了现代化主体超越单向度的逻辑终点。

从西方现代化主体陷入单向度困境作为逻辑起点，到马克思提出交互性主体逃离西方现代化主体的单向度困境作为逻辑中介，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生成人民性主体超越西方现代化单向度主体作为逻辑终点，构成了现代化主体性之逻辑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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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贵州省党校系统重点课题“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研究”（编号2023SWDXKTZD02）的阶段性成果。

（段楠萍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王廷国系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发展制度保障高端智库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