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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学派的人文经济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作者:陆 昇   文章来源:本站   点击数:343   发布日期:2025-1-20

摘  要  金华学派的人文经济思想是我国思想史中不可忽视的文化遗产,其“养民富民”的民生经济思想、“义利合一”的经济伦理思想、“农商相籍”的重商主义思想、“经世致用”的经邦济世思想在历史上独树一帜,不仅助推金华学派走向全国,成为地域学术的典范,而且打下了金华人精神世界的底色,形塑了金华人文经济的具体样态。金华学派人文经济思想在处理人文经济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物质与精神、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等问题上具有借鉴意义,能为金华人文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夯实基底、提升境界、增强活力、激发动能。

关键词  金华学派;人文经济;义利合一;农商相籍;经世致用

在2023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提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1]2023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浙江省金华市考察调研,在考察了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和义乌国际商贸城后指出,金华最有名的是文化,出过不少名人。金华文化之所以有名,与金华学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被冠之以“婺学”的金华学派是浙学的重要起源,在历史上盛极一时。《宋元学案》言:“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则为经制之学。”[2]尽管吕祖谦(世称东莱先生)、陈亮(字同甫)、唐仲友(号说斋)等金华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是理学家,但他们提出的“义利合一”等人文经济思想,成为浙江文化基因和人文优势所在。本文从金华学派这一地域学术的视角分析地域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深层逻辑,解析其对当代经济价值观的浸润作用,为人文经济学的研究提供历史文化支撑。

一、金华学派人文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南宋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得到较大发展,工商业逐渐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金华学派的学者正是基于这一社会现实,提出了“养民富民”“农商相籍”“义利合一”“经世致用”等人文经济思想。

(一)“养民富民”的民生经济思想

“节俭裕民力”的养民观。面对南渡以来南宋统治集团大兴土木、过度耗费民力的情况,唐仲友提出养民是王道之本。吕祖谦告诫君主应该珍惜民力和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不能因为百姓敢怒不敢言而施以暴虐。陈亮提出了“节俭裕民力”的观点,并以汉文帝能够修身自好、不奢侈、思民远虑,故民力常裕、国库丰盈的历史史实阐释“固守本源”对民力保障的重要作用。

“恤民犹有实惠”的富民观。金华学派的学者均认识到了富民和强国的内在联系。唐仲友在上书论时政中,极论益民利民之重要性,认为国家之益莫大于益民,国家之利莫大于利民。吕祖谦提出“富恤贫”思想,要求富者把多余的钱财恩鳃寡、逮困疾。针对当时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之风,唐仲友考论井田,吕祖谦提出“分民授土”之法,要求统治者“加惠”于民。陈亮提出“恤民犹有实惠”的思想,提出对鳏寡疾病及需帮助者派遣优秀的官员施以帮助。

“取民有制”的宽民观。针对南宋朝廷财政匮乏严重、敛财于民的情况,吕祖谦主张“取民有制”,创造有利于休养生息的社会环境。他在担任严州学官时目睹严州百姓不堪丁钱的重负,于是为严州太守张栻作《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陈亮提出“理财贵宽民”的思想,建议要根据实际情况免除各地郡县历年拖欠的部分经总制数额,尽可能地减少对百姓的索取。

(二)“义利合一”的经济伦理思想

“不合分义利为两途”的一元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义利之辩可谓源远流长。随着理学的产生,义利之辩愈演愈烈。金华学派的学者反对义利对立,强调“不合分义利为两途”。陈亮认为,只有“义利合一”,才能实现义利双赢。他指出:“三代之所以为仁义者,井田、封建,其大法也。”[3]表明仁义虽是道德范畴,但其最大的功效就在国家经济方面的治理上。吕祖谦认为,对“利”之取舍,当由“义”决定,“义”之和处,即是“利”也。唐仲友也认为,“义利之说,并立而不害”。

“利者,人之所同欲也”的天命论。吕祖谦认为,“利者,人之所同欲也”,承认人的物欲。唐仲友也不讳言功利,承认功利的合理性,强调“义利之说,相资以为用”。陈亮从人性的角度指出,各种物欲和富贵名利之所愿,来源于人天生的本性,是“天命”。他指出,即便圣人君主亦“犹未离于利”,如禹就十分重视谷食之利,表明利益欲望得到合理满足可以进一步促进仁义道德的生发。

“义者,天下之公利”的功利论。陈亮对“利”的理解不单限于儒家所言的物质利益方面,更有社会全体之福祉的谋求与民生之利益的普遍增进,即“公利”。他认为,道德的实际指向应是天下之公利,即国计民生这些功利。在谋求天下之公利过程中,个人因有某种事功的建立而同时获得其利益,就不悖于道德,而为正当。正所谓“天下之公,人心之私,苟其相值,公私合一”。[4]

(三)“农商相籍”的重商主义思想

“农商一事”的本末观。我国自古便为农业大国,厚本抑末是历代统治者一脉相承的基本国策。金华学派的学者根据南宋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现实,改变了以往把商业视为“末业”的观点,提出了“本末并举”的思想。唐仲友除重视农业之外,也提倡经商让物品流通,实现各供所余,各取所需,以此提高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陈亮直言“古者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5]他认为,农业和商业是构成经济社会体系的两大支柱,只有做到农商之间的“有无相通”“求以相补”,社会才有可能走向全面繁荣。

“反对困商贾”的保富论。陈亮极力主张通商贾以实现利民富国目的,他指出,商业既可丰年避免谷贱伤农,又可在灾年帮助农民渡过难关,若一味地抑商,只能使“平民日以困,货财日以削,卒有水旱,已无足依”。[6]他明确反对当时的“困商贾”之策,认为其无助于解决社会贫富分化问题。他还倡议采取利于发展商业的政策,如实行减免商税,给商贾之民宽松、自由的经济环境。

“经商之人亦是才”的人才观。陈亮认为,要正确看待商人的社会作用,商人是有功于国家、有利于社会,是助推社会前进的中坚力量,应当树立起“经商之人亦是才”的思想,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在他看来,只有真才实能方有可能成功致富,那些经商有道而致富的巨贾可谓是“智过万夫”的奇才。他希望给商贾之民除科举考试之外的机会进入到“士”之列,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

(四)“经世致用”的经邦济世思想

“治天下贵乎实”的治理思维。“经世致用”是儒家极为重要的学术品行,金华学派的学者认识到程朱理学“空无”,难以实现富民强国、恢复中原等重大政治目标,发展了儒学“经世致用”思想。吕祖谦常常将经史相提并论,他编纂《历代制度详说》,力求从历史文献中寻求有益于治国理政的办法。唐仲友讲求经制之学,据经史以明制度,以求现实功效。陈亮提出了“治天下贵乎实”的观点,这里的“实”既指现实,也指与现实相符合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措施。

“讲实理、育实材、求实用”的教育理念。吕祖谦要求学生潜心明实理,注重知识的实用价值转换,指出学而无用,学将何为。他的教育理念也强调事功。因此,他教士子科举的态度比同时代的学者都积极,并且亲自编写《古文关键》等影响千年的科举教材。陈亮反对培养“醇儒”,认为教育人才既要有“救时之志”,又要有“除乱之功”,承担起救国、保国、治国的责任。

“以广大为心,以践履为用”的学术态度。吕祖谦提倡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要泛观广接,求同存异。他持论公允,“未尝倚一偏而主一说”,《宋元学案》评价其有宰相之量也。他还提出“学者以务实躬行为本”,强调致知与力行并非两事。唐仲友主张“不专主一说,苟同一人,隐之于心,稽之于圣经,合者取之,疑者阙之”。[7]

二、金华学派人文经济思想的历史影响

金华学派的人文经济思想展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不仅使金华学派成为具有“现象级”意义的地域学术景观,而且融入了金华人的精神血液,成为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为金华人文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思想土壤,塑造了金华独特的人文经济形态。

(一)助推金华学派成为地域学术典范

促使金华学派走向全国。金华学派尽管是地方性的学说,但不囿于门户之见,而且学术思想开放,兼取众长,形成了博大宏富的学术体系,其思想内容已远远超出了地域性知识的范围。《宋元学案》言:“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8]可见,当时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吕学”、朱熹的“朱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呈鼎足之势。诚如浙江大学教授董平言:“金华学派不仅是地方的,还具有普遍意义。”[9]

开辟中国思想史的新路向。吕祖谦是南宋乾淳之际的学术领袖,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他主持鹅湖之会疏离朱熹和陆九渊的学术分歧,开创中国思想史上民间学术论辩的先河。理学思想大多重道德而讳言功利,故很少论及人的物质需求,阐释经济思想。陈亮的思想中,既有济世之追求,又不脱离儒家社会关怀之统绪,特别是其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争在学术史上影响深远,推进了儒学“经世致用”的扩大化。因此,后人将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与“永嘉学派”并称南宋事功主义两大流派。

推进浙学走向全面兴盛。“浙学”的概念最早是由朱熹提出来的,“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言功利”。[10]金华学派熔铸了浙学的基本精神,影响了浙东学派的发展方向,浙东学派之于后世的影响,基本上通过金华学派及其学绪之传递来实现的。南宋至元的金华“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传承儒学正统,承上启下,推动“浙学之中兴”。

(二)打下金华人精神世界的底色

营造崇信重义的经商传统。金华学派的学者鼓励发展商业,陈亮总结了如“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等经商方法。他明确反对为求富而不择手段,鼓励辛勤劳动的道义行为获取财富,多次阐述普通民众“自田闾间积勤服业以起其家”。受此影响,金华人对市场经济、商品观念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从宋朝开始,金华的工商业气氛很浓郁,形成了规模较大的乡村集市。明朝开始,金华已懂得广开财路,招商引资,鼓励兰溪等水路要塞之地发展商贸业。并且,婺商有着讲义守信的朴素诚信观。譬如兰溪“天一堂”药店笃信“修合虽无人见,诚心自有天知”。

炼就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金华学派皆重视培养“实用”人才,指出“天下事何尝一件不是学,如百工技艺,皆是学,惟学,故精”。[11]唐仲友批驳看不起技艺的伪君子,言:“周公大圣人也,而曰:‘多材多艺’。”[12]受此影响,金华人重技强能,奉行“家有良田千亩,不如一技在身”,用勤耕苦读的精神磨炼工商技艺,使金华各种手工艺术特别兴盛,造就了金、石、泥、木、竹、粽、织、酿百工争巧,瓷、陶、纸、油、布、绸、糖、酒万商云集的经济现象,赢得了“百工之乡”的美誉,形成了世代相传、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凝聚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金华学派根在务实,强在创新。吕祖谦认为,“天下之事向前则有功”,对祖宗之法“不必事事可学”。陈亮无师承又无师自通的经历使他形成了不迷信权威、奋发蹈厉的独立品性。改革开放以来,金华人的创新意识充分唤醒,他们敢想敢干、抢抓机遇,率先进行市场改革,培育充满生机的市场主体,成为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闯出了一条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县域经济发展道路,如义乌抢抓市场发展机遇,提出“兴商建市”的发展战略不动摇,实现了由“马路市场”“草帽市场”向“以场为市”的创新蝶变。

(三)形塑金华人文经济的具体样态

“走南闯北”的市场经济。受金华学派重事功、讲实际的功利主义经济思想影响,金华人敢于摆脱安土重迁的观念,行商走四海。如义乌人以“手摇拨浪鼓,肩挑货担郎”形象鸡毛换糖,永康的“五金工匠走四方,府府县县不离康”,东阳的泥瓦工匠“一把泥刀一把斧,天南地北找出路”。改革开放以来,凭着自强不息、甘于吃苦的精神,金华人主动走向市场去参与竞争、勇于走南闯北去寻找商机、无所畏惧地跨出国门去开拓国际市场,打造出了义乌国际商贸城、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等享誉全国的专业市场集群。

“以小谋大”的块状经济。金华学派“义利合一”的思想为金华人的经济活动提供了价值指引。金华人不羞于“逐利”,并能充分利用文化特色“逐利”。在历史中形成了“兰溪一剂药”“义乌一面鼓”“永康一支炉”“东阳一把斧”商业特色。改革开放以来,金华人不以“利小而不为”,以“小商品”“小五金”等“本小利薄”的生意入手,永康从“小五金”发展成为现代著名的“五金之乡”,东阳从木工、雕刻之业发展成为现代著名的“百工之乡”,浦江从书画业发展成为现代著名的“书画之乡”和“民间艺术之乡”,义乌从货郎小商发展成为闻名世界的“商贸之都”,从而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协作、小区域大产业”的块状经济发展格局。

“无中生有”的民营经济。金华学派强调不蹈袭他人的思想,善于从实践中获取学问。吕祖谦鼓励学生“惟出窠臼外,然后有功”。改革开放以来,对旧事物不迷信、对新事物敏感的金华人,根据自身条件不等不靠,从一无所有开始,踏上艰苦创业的征途,并善于抓住机会主动变革,创造了民营经济发展奇迹。如义乌在没有任何资源禀赋的条件下“无中生有”开创小商品市场,凭着超强创新精神和学习能力,发展成为“无奇不有”义乌国际商贸城。横店影视文化产业起步于1996年为电影《鸦片战争》建设外景拍摄基地,此后,横店抓住影视拍摄产业发展机遇,逐渐形成影视文化产业和文旅融合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崛起成为“东方好莱坞”。

三、金华学派人文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金华学派的人文经济思想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不应止步于典籍中的观念形态,更应是人文经济发展的实践形态。要积极推进金华学派人文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处理好人文经济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物质与精神、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等问题,为金华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底、提升境界、增强活力、激发动能。

(一)以“养民富民”的人文关怀夯实人文经济的基底

金华学派始终以民本为根本导向,吕祖谦提出“富恤贫”的思想消除贫富差距,陈亮对南宋朝廷制定的各项民生相关之事加以细致评述,为百姓利益发声。他主张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建议政府不仅对其进行信贷救济,而且要教化他们生产和劳动之道。金华学派发展了儒家“藏富于民”的思想,反对南宋朝廷抑制百姓求富,强调保民求富,希望百姓不仅有良好的道德修养,也要拥有一定的物质财富,以达到民富国强的效果。

公平与效率相兼顾是人文经济的基本保障。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出发点,强调人的主体性,关注人的生命体验,更重视发挥人的创造力。金华学派“养民富民”的人文关怀启示人们在发展人文经济的过程中要突出人的重要性。一要不断出台改善民生福祉和人民幸福的各项政策制度,完善各类公共文化服务,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二要不断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修复活化文物遗址,延续历史文脉,让文化空间溢满生活空间,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三要发挥金华市场主体数量多的优势,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浓厚创业氛围,涵养优质的营商环境。

(二)以“义利合一”的人文品格提升人文经济的境界

“义利合一”是金华学派最具辨识度的经济伦理思想,吕祖谦用“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者”来表达义利关系。陈亮认为,“利”是普遍存在的,“义”是个体安身立命之本,内在的道德修养要通过实践表现出来,追求实功实利不能轻视儒家的道义原则,反对以义抑利,以利害义。他强调,经商致富绝不是“争利者市”,无论何时都不能唯利是图,而是要既富且仁,体现济世追求。他还指出,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坚持道义起家的富贾大商比比皆是。如“东阳何君坚才善为家,积资之巨万,乡之长者皆自以为才智莫能及”[13]等。

物质和精神相协调是人文经济的核心命题。人文经济不仅体现在不同利益之间的动态调整,更体现在企业家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厉以宁教授在《文化经济学》一书中指出,经济的共生价值之一就是“道德的重整与信任的重建”。[14]汤一介先生也认为,儒家精神的修德、向善等道德实践是企业建设和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精神力量。[15]当前,要推进金华学派“义利合一”人文品格的当代转型,用人文与经济协同发展来解决高质量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发挥文化价值的引领作用。一要倡导各类市场主体有序竞争、诚信经营、互利共赢,积极培育高信任度的社会资本,增强行业自律,构建高度认同的沟通网络,提升经济活动的质量。二要规范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决策方式和行为方式,培育企业家精神,鼓励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升企业的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

(三)以“农商相籍”的人文韧性增强人文经济的活力

“农商相籍”的经济思想孕育了金华悠久的商业传统和深厚的商业文化。金华学派的学者身体力行,如唐仲友是官学商三位一体的代表人物。他虽然身为台州知府,但在台州、金华一带开设店铺,经营刻坊、织造、印染作坊和采帛铺,取得丰厚的商业利润。陈亮的亲朋好友不少是经商致富的,他自己也动过经商的念头,“亮本欲从科举冒一官,既不可得,方欲放开营生,又恐他时收拾不上”。[16]陈亮还是行商的开创者,他的多次永嘉之行,除了和永嘉学派陈傅良、叶适交流学术思想,也不排除主要目的是在经商。[17]

传统与现代相融合是人文经济的重要内容。尽管“农商相籍”是农业社会的经济思想,但在当时发挥了引领变革的作用。当前,要光大其蕴含的重商传统,提高“商业嗅觉”。一要积极派生“文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形态,培育派生型的创意要素,推进中医药、五金、建筑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二要扎实推进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利用金华生态优势和历史人文优势,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并利用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增强文化体验。三要紧抓文娱旅游、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从金华丰富的人文资源中积极找寻文化产业的新亮点,让文化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并挖掘产品背后的文化价值和情感价值,以文化产业升级助推消费升级。四要发挥横店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的优势,在网络文学、网络视听、数字出版等领域建设一批数字文化创新基地。

(四)以“经世致用”的人文底蕴激发人文经济的动能

“经世致用”是金华学派最显著的学术特色。吕祖谦延续吕氏家学“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的学脉,指出“致知力行本交相发功夫,切不可偏”,[18]主张开物成务。他创办的丽泽书院,与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象山书院并称南宋四大书院,“四方之士争趋之”。陈亮讲求实际,认为任何一种学说的正确与否应由实践来证明,提出要以变通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将历史经验提炼成有用的治世方略。

传承与创新相结合是人文经济的发展动力。当前,要传承发扬金华学派“经世致用”的学术品格。一要发挥教育资源禀赋和人文积淀深厚的优势,打造高端创新要素集聚相匹配的发展环境,以文化的吸引力和亲和力促进科学技术、人力资本、数据信息等高端资源要素的培养、引进和创新,打造人文与经济共生共荣的发展空间。二要补齐科技创新要素发展的文化短板,营造兼容并包、锐意创新的文化氛围,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积极培育发展代表新技术、创造新价值、适应新产业的新质生产力,实现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三要冲破传统思维束缚,汲取借鉴各地发展经验,以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和世界眼光把握机遇,研究新政策、培育新平台,建设内陆开放枢纽中心城市。

概言之,金华学派的人文经济思想使金华始终洋溢浓郁的经济脉息,培育出了众多具有影响力的人文经济现象。当前,要赓续历史文脉,开掘金华学派人文经济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不断丰富其现实内涵,使之与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并在历史与未来深度交融中探索差异化发展和错位化竞争,走出彰显金华特色的人文经济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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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宋]陈亮.陈亮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14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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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金华学派不仅是地方的 还具有普遍意义[N].金华日报,2023-04-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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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黄灵庚编.吕祖谦全集(第一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1):72.

[12]方如金,方国伟.唐仲友学术思想初探[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5-19.

[14]厉以宁.文化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394.

[15]汤一介.儒家思想与中国企业家精神[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103-105.

[17]周梦江,陈凡男.陈亮永嘉之行及其目的[J].浙江社会科学,2005(11):162-166.

[18]吕祖谦.吕东莱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74.

本文系2025年度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题“金华学派人文经济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编号2025B0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共金华市委党校〈金华市行政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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