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党建引领社区共治的逻辑机制有待深入探讨，基于“价值—制度—主体”的分析框架，分析S市K社区的党建引领社区共治实践，提炼梳理共治主体间的协作机制。具体而言，通过宣传教育、党员示范和服务群众以及创建社区特色品牌文化活动以凝聚价值共识；通过搭建整合多方主体的治理平台，探索创建公共空间以及成立红色业委会以强化制度建设；通过落实党员“双报到、双报告”制度，广泛挖掘社区能人以及发挥家委会的撬动作用以聚合多元主体。需求推动与顶层设计的制度支撑力，主体协同和资源整合的党建引领力，利益统筹与公共理性的社会导向力是党建引领社区共治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  党建引领；超大社区；协作型共治

2017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指出，要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多元共治”成为社区治理的最新样态，强调要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我国长期推行“社区共治”制度，对城市社区共治的探索由来已久。党建引领社区协作型共治的治理模式符合基层社区治理的基本需求，研究党建引领超大社区共治，具有重要意义。

一、案例选择：党建引领超大城市社区的研究缘起

学术界指出，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的内生力量是利益主体多元化，[1]而党建引领是推动多方主体协同共治和提升整体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并提出“一核多元”社区合作治理模式、“党领共治”模式以及“政党整合社会”实践。[2,3]从文献回顾来看，多数研究聚焦党建引领社区共治的价值和路径建议，尚未从机制层面探讨党建引领社区共治的逻辑。鉴于此，通过经验证据构建解释框架即“协作型共治”，提炼其核心机理，结合实践案例探讨党建引领社区共治的作用机制，能给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提供经验指导。

一些超大社区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型城市的体量，是名副其实的“城中之城”。S市K社区是结束福利分房时代后的第一批商品房小区，是S市最大的单体开放式社区，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建筑面积约208万平方米，有286栋楼，总规划户数1.25万户，实际居住人口近4万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K社区曾以“大、杂、乱、闹”为其典型特征，存在群租、居改非、违章搭建等乱象。2016年以来，K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做实基本管理单元，构建起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新格局，并在近年来探索建设“共治共享+创新创业”超大型社区治理模式。K社区由乱到治到实现多元共治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起决定作用？通过对S市K社区这一本土实践对象进行考察，为理解现实中的社区共治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分析框架，从价值目标、关键主体和制度机制等三个维度出发，建构一个“价值引领（凝聚价值共识）—主体聚合（引导共治主体自觉履责）—制度保障（吸纳并协同多元主体）”的分析框架，阐释多元主体实现共治的现实图景。价值因素涉及治理主体对社区治理的认知，制约社区共治格局的构建和运行效力。主体作为制度执行者，是构建社区共治格局的能动性因素，是形成社区共治模式的条件与情境。制度要素是主体开展治理的依据，能够调整和约束治理主体的行为及相互关系，反映或决定社区治理的具体模式。

二、案例深描：协作型共治下的超大城市社区治理过程

社区共治的横向协作关系是以党的引领为手段，通过价值引领、平台搭建、资源整合以及机制构建，为多方主体的横向协作网络搭建创造积极条件。S市K社区党委在推动社区美好生活共同体构建过程中，以价值引领为导向、以多元主体复合为基础、以制度协同为目标，推进多元治理力量合力协同行动，以应对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治理诉求。

（一）以价值引领助力共识凝聚

鉴于社区多元主体不同的价值立场和诉求，社区成为多元主体进行利益博弈的场所，价值理念作为非正式约束能够培育和塑造各主体的价值认同，形塑社区主体的治理行为，超越个体主义治理，实现以共识为导向的治理安排。

第一， 通过宣传教育，调动多方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其教育引导职能，通过宣传教育改变其他社区主体生产方式和转变生活观念，提高公共参与意识，形成社区共治舆论导向，将参与社区共治的价值理念转化为自觉行动。正如赫希曼指出，人类的感知、自我感知和对事物的解释应该与他们阐明事件时协调一致。[4]缺乏信息导致人们低估社区参与的价值，通过主题学习教育、“双服务”岗位先锋行动等工作提升党员的责任意识，K社区党组织通过信息的公开共享提升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注度。比如，K社区通过拍摄纪录片《不可或缺的平凡》，记录了“保洁阿姨的一天”，并在小区大屏、微信公众号以及学习强国APP上宣传，通过宣传引导有效提升了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

第二，党员示范和服务群众，激发居民的共同体精神。社区中的党员不仅与普通居民一起共享生活空间和共遵道德规范，还必须以党性要求自己时刻保持思想与行动上的先进性。采用自上而下的动员逻辑会使居民的参与变得被动，退休老党员是社区自治的骨干力量，具有一定的威望和能力，较为擅长动员并采取恰当策略。在K社区治理实践中，老党员自觉以身示范，潜移默化地提高了社区治理主体的公共参与意识，并通过情感说理等方式感召、动员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从理性选择的层面来看，协同只有在能够提升各参与主体价值目标的情形下才容易发生和运行。基层党组织通过积极服务群众，有效解决民众的诉求，从而增强民众参与社区活动的意愿并在良性互动中形成社区意识。K社区在群租房整治中，实现了多元治理主体（党员、居民志愿者、楼组长）的优势联动和精准治理，在满足居民需求的同时创造社区共享价值。

第三，创建社区特色品牌文化活动，增强社区居民的集体意识。社区党组织在引领社区共治过程中，必须发挥文化导向功能以构建社区共同体意识。在共同居住和生活而形成的地域性共同体中，居民的社区认同不仅有经济利益的考虑，也包含了情感和文化认同。K社区通过社区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整合调配，开展亲子类、家庭类活动、草坪音乐节、环城健康跑等社区文化活动，在提高居民的知识文化水平的同时，增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责任意识，塑造了社区共治价值体系。比如，“万人拔河赛”面向K社区286个楼栋，增强了楼栋内邻里之间的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使多元共治主体将价值共识内化为责任感。

（二）以主体聚合嵌入共治空间

积极公民由获得感、参与、组织和自主性等要件构成，而参与是最为重要的内容。[5]在“一核多元”的结构框架中，党组织发挥核心领导作用，能够激发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和协同共治。K社区发挥基层党委的凝聚功能和组织优势以整合治理资源并激发不同治理主体的主体性，动员居民能人、专业人士、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治理，使各主体围绕党组织的指令和任务互相协作。

第一， 党员“双报到、双报告”利用了社区内的政治资源促进社区参与，有效实现资源、管理、服务下沉到基层。在职党员拥有一定的资源，能够满足社区内的服务需求，实现资源共享。此外，这一做法通过党员亮明身份、参与服务的形式促进社区逐渐形成互助精神并产生邻里意识，有助于实现个人和组织与社区在利益、情感、文化上的联结、捆绑，打造具有情感联结的熟人社会。

第二，充分吸纳社区能人，整合内生资源以满足居民专业化和个性化需求。基层党组织有序和高效地组织广大民众自下而上地参与共同缔造，激发多元主体内生动力，形成党建引领多元行动主体积极行动的基层社会治理网络。首批88位来自各行业的“社区合伙人”的专业背景，覆盖物业工程类、绿化管养类、社区文化类、财务管理类、法律服务类五大领域，能够为业委会履职提供有效、及时的专业支撑，提升社区治理能级。K社区工作人员提出：“如果仅通过公示公告发布信息，业委会碰到问题会求助居委，但居委工作人员不一定有专业资质，还需求助专业部门，一套流程走下来，时间需要很久。如果业主中有一些专业人士，可以咨询其专业意见和建议，再让业委会决定是否采纳。”此外，社区合伙人充分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源和专业知识，满足居民需求，推动美好社区建设。

第三，发挥家委会等治理主体的撬动作用。社区党委成员可以发挥其身份优势，带动社区社会组织和积极分子来动员和联结普通居民，达到递进式吸纳群众的效果。K社区居委会与家委会中的骨干群体进行沟通以传达想法和建议，询问能否参与或者以何种形式参与社区治理。比如，学校家委会广泛动员学生家长参与平安守护校园项目，依托“家校社”三方的良好互动，为开展相关活动快速招募志愿者。

（三）以制度建设促进资源整合

协同共治是一个复杂的集体行动过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结构能否实现或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有赖于主体的广泛参与和持续互动，更仰赖于系列基础性制度安排。K社区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通过精细化构建基层治理制度以统筹和协调多方协同共治，保障各主体联动及资源整合，使社区主体在互动中调适行动方案、完善制度体制，逐步形成稳定成熟的社区治理机制。

第一，构建联动制度与机制。社区通过社区党组织、网格区域党组织等党组织体系，以及社区大党建等形式，整合各类治理资源，形成良好的共治机制。一是召开片区网格月度例会。开展社区共治可以看作是基层政府的行政权与多元自治权的有效划分与运行过程，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有助于多元主体就相关事项进行咨询协调。K社区作为街道的单独网格之一，配备了网格长、常务副主任、专职副主任、工作人员以及职能部门力量。片区网格的月度例会邀请各主体与会就社区居民重点投诉内容、参会部门近期重点工作等进行资源衔接和统筹安排，并根据具体议题邀请相关部门参加。二是社区联席会议。基层党组织是市场行为主体、社会自治组织和社区居民在社会共治利益上的协调者、监督者和中介者。K社区“两委一中心”组织架构（社区党委、社区委员会、社区中心）通过调动资源，形成共同发力、整体推进的治理态势。三是把党的组织设置与网格化管理的技术充分整合。以党员身份把多主体资源融入网格服务中，将多主体置于群众监督之下，促使党组织的纵向领导与党员的横向服务有效融合，实现党领导下的结构耦合。K社区设立社区片区网格治理委员会，建立从K社区党委到4个居民区党总支、下属15个管理网格、286个楼栋党小组四级管理架构，组建“第二书记”“第二梯队”102人，社区报到党员775名。

第二，搭建组织化联动平台。在加强党组织建设的基础上，建立协商联动平台以实现信息交换和融通，发挥社区参与主体的资源和专业优势，避免因信息不对称、供需不平衡等因素而导致的共治目标差异化的困境。K社区通过“莘智汇”公共空间整合强化各主体的治理力量，不同企事业单位和主体通过对空间内各类微心愿进行认领，实现资源共享。同时，K社区的社区议事平台引导居民就相关问题进行协商讨论，社会自治专家也支持参与，有助于居民获得情感归属和社区认同并实现多方联动。

第三，“三驾马车”合力共治。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遵循不同的运作逻辑，缺少权威性主体的有力引导导致各种权力存在一定程度的交织、博弈甚至掣肘，主体间难以形成合作共治的合力。K社区一居党总支指导成立物业活动型党支部，将物业服务企业打造成党组织联系群众的重要平台，推出“守护晚霞”“乐邻工匠”等特色服务，提升群众对物业服务的满意度。此外，业委会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不断加强社区党组织对业委会的领导和指导，K社区党委行使对业委会人员的“人选建议权”“结构建议权”“资格审查权”，业委会能够有序高效地开展工作，赢得居民信任。

三、经验总结：党建引领超大城市社区共治的原生动力

基层治理质效主要受顶层设计、政党功能和社会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要着重从顶层设计、政党功能和社会变化三个方面剖析K社区党建引领社区共治的内在原生动力，构建党建引领超大城市社区共治的驱动机制。

（一）党建引领力：主体协同和资源整合

随着政府不再是基层治理中的单一治理主体，政党也需要进行角色转换和功能调试来形成多元主体协作共治的治理格局。党组织只有充分践行群众路线，才能提升民众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党员群体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积极收集并反映民众的诉求，并动员更多的民众参与社区治理。不同的治理主体在治理目标和利益诉求上存在差异，公共利益的复杂性需要政党协调各方，整合利益差异。

一方面，主体协同有助于增强党建引领社区共治的行动力。党建引领社区共治是相互协调与统筹领导的过程，离不开党组织的组织动员和其他主体的协同参与。横向维度上，基层党组织通过结构嵌入的方式，整合具有共同价值目标且可以调动的多元主体，为基层党组织联结社区治理多主体提供基础，也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提供可能。党领导的基层社会治理，并非否定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多元主体，而是在多元中聚焦一元。基层党组织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以协商民主、党建化治理、赋能型治理等方式整合多元主体，健全以党建为核心的社会协同治理体系。纵向维度上，在实现横向一体化实现协同共治的前提下，为激活各方主体自身优势，通过政治引领的方式提高居民思想高度，使社区治理多元主体能够自觉采取符合公共利益的合作行为，实现集体行动的利益最大化。

另一方面，资源整合有助于增强社区党建引领的战斗力。资源是党建引领社区共治的物质禀赋，只有将社区治理场域中的分散资源加以发掘、整合与集中，才能实现治理资源的最优配置和高效利用，有助于增强党组织的领导力、凝聚力与服务能力，为党建引领社区共治提供足够的支撑。

（二）制度支撑力：需求推动与顶层设计

“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的动力源于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以及关键决策力量的推动，党建引领社区共治的制度安排同样受到外部力量的驱动。一方面，自下而上的居民需求推动制度建设。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广大社区居民的需求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不仅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而且希望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这些诉求寄希望于党的引领带动，不断发挥党领导社区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中心工作的坚强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引领激发社区治理活力。制度具有长期性和规范性作用，需要通过制度引领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具体而言，通过明确多元治理主体的责任和权力边界来建立多元协同的基层治理体系，使党建引领社区共治更加制度化。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行动部署落实制度安排。《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要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随着治理和服务重心的下移，社区成为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场域，社区主体多元导致权责利的矛盾，使得各类资源无法得到有效整合利用，而通过基层党组织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将党的领导贯彻到基层治理的全过程，激发各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活力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方式。

（三）社会导向力：利益统筹与公共理性

在多元社会的背景下，不同的治理资源决定了多元治理主体在治理结构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各主体强调各自的权利扩张，这种角色偏差可能阻碍治理共识的形成，导致议而不决的局面。城市社区既是生活区也是商业区，传统的治理理念和组织架构已经难以适应变化的基层社会。随着基层民众权利意识的提高，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加，需要统筹各治理主体的利益和需求，而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契合社区治理的现实需求。而且，公共性强调在协商中达成共识并维护公共利益，有助于构筑社会主体间的信任基础并重塑社会价值认同。“共治有效性”得以体现的主要缘由是充分发挥了“公共理性”在“共治模式”中的价值导向作用。党建引领社区共治通过主体协同、关系协调以及结果共享削弱个体化与社会团结之间的内在张力，深化了身份认同并构筑稳固的社会凝聚机制。因此，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培育以公共精神为价值基础的公共理性，建立具有高度共识度的价值认同，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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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艾伯特·O.赫希曼.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4.

[5]邓大才,周珊.积极公民的形成要件与进路：比较视角的案例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22(02):3-10.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一般课题“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结构及其内在衔接问题研究”（编号2023BZZ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易玉洁】